创立“远东会”与竞争渐涌现

    1969年11月8日，报纸上首先传出李福兆、王启铭等人已根据《公司法》在1969年10月31日向政府登记，创办另一家全新的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The Far East Exchange Limited）。消息使社会大为震动，而股票经纪们更大为紧张，担心新交易所会影响他们的生意（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November 1969; Hong Kong Standard, 8 November 1969）。消息传出后，行动迅速的记者马上向传闻中的主角李福兆求证，李氏如此说：
    （香港）上市公司的数目，一直都维持在65家左右，但工厂的数目已由1947年的3000家上升至1969年的12300家，至于进出口金额更由1947年的121600万元攀升至1968年的842800万元……上市公司的数目，明显不能反映香港经济整体力量的增长。（Hong Kong Standard, 8 November 1969）
    李福兆虽然没有直接回应记者的提问，但他所列举的数据，却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股票市场未能配合社会和经济发展步伐的事实。也即是说，成立新交易所不但是大势所趋，也是经济及社会实质需求强大的一种表现。
    针对远东证券交易所的筹划，《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访问了一些经纪及商人，了解他们对新交易所的看法。从报纸报道上看，大部分受访者的态度都颇为保守。有不愿透露身份的受访者指出，股票市场充满变数，人们不应以当时股市蓬勃而贸然成立交易所，应该想到股市淡静时又如何维持的问题。有些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社会没有成立新交易所的必要，又说如果新交易所没法吸引新的资金和新的投资者，只会给市场带来负面冲击。也有受访者质疑那些带头创立新交易所人士的动机，认为他们只是为着个人利益，没有考虑社会实际情况。（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9 November 1969）
    至于其他报纸如《星报》（The Star）、《虎报》（Hong Kong Standard）及《中国邮报》等，也访问了一些市场中人，了解他们的看法。整体上看，受访者中以反对声音居多、支持声音较少。就算是支持的，态度也颇为审慎。至于反对者中，则以直接竞争对手——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声音最大。举例说，该会主席A.H.砵士便对记者这样说：“成立新交易所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是一家办得很好的交易所，就算是在最近交投十分炽烈的时期，我们的运作也是很好的”（The China Mail, 10 November 1969）。A.H.砵士的言下之意是，既然香港证券交易所办得这么好，运作这么畅顺，市场根本就没必要成立另一交易所。
    除了A.H.砵士立场鲜明地反对成立新交易所外，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经纪，也先后在报纸上发表反对言论。当中甚至有人要求政府马上立法，制止任何新交易所的出现（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November 1969; Hong Kong Standard, 12 November 1969）。在1969年11月10日的《星报》上，有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甚至直接致函报纸，质询新交易所成立的动机。该函件提出三大质疑： （一） 新交易所成立的目的何在？全世界的交易所都是非牟利的，新交易所也属非牟利性质吗？（二） 创办人是否因为自己想做股票经纪才筹办交易所呢？他们想以什么作交易呢？（三） 是否买卖那些已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股票呢？或是自行引入新股票呢（The Star, 11 November 1969）？
    对于这些尖锐而辛辣的责问，李福兆不但没有回避，反而表现得落落大方，答案也很清楚直接，他这样解释：
    首先，我们是从公众利益出发的。香港需要多些金融设施来支援工业发展，我们希望看到较细规模的企业也可以有机会获得资金，从而平衡和减低筹集资金的成本。现时只有大公司才能公开集资，而交易所又往往将规模较细的公司拒诸门外。新交易所将会鼓励较细规模的企业上市……远东证券交易所是一所非牟利的组织……在开始时，我们希望有32个经纪会员……我们将会鼓励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经纪加入……当然，在开始时我们会以现时已挂牌的股票作交易，之后，我们会逐步引入新股票（企业）。（The Star, 10 November 1969）
    当社会仍对李福兆等人成立新交易所的举动议论纷纷之际，市场又传出有另一家证券交易所正计划开业，而该筹划中的交易所，便是金银证券交易所（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0 December 1969）。消息进一步引来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员的忧虑和不满。A.H.砵士更以“难以置信”来形容股票市场的发展，并认为“根本就不够生意做……纽约也只有2家交易所，香港实在没可能容纳3家（交易所）。”（The Star, 11 December 1969）
    虽然香港证券交易所（以后简称“香港会”）的会员们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反对成立新交易所，但因香港乃自由经济体系，法律上既没规定他人不能开办股票交易所，之前又有各自开办的先例，政府也不敢贸然干预。大约半个月后的1969年12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以后简称“远东会”）正式开业。开业首日，气氛热闹，成交额更高达211万元，而“香港会”也只不过有456万元（Hong Kong Standard, 18 December 1969）。这个为数不少的成交额，除了展示“远东会”本身的实力，也衬托出“香港会”的经营和运作，已落后于社会，如果他们不急谋对策，改变过往故步自封的态度，其领导地位将会岌岌可危。
    从历史的角度看，“远东会”的创立，不但打破了战后“香港会”垄断香港股票市场的格局，还引起其他人的效法，纷纷成立证券交易所，使香港股票市场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华侨日报》，1969年12月19日）。对于这项重大创举，曾经在“远东会”任职十多年的张燕群这样说：
    在1969年“远东会”成立之前，“香港会”是一个垄断的会所，该会大部分会员都是英人或主要由英资所把持的。对入行的限制方面，我个人的看法是，那时是一小撮人或某一个阶层人士的玩意。对整个香港来说，投资的渠道不是开放的，故导致1969年“远东会”的成立，至于1971年的“金银会”（即金银证券交易所）及1972年的“九龙会”（即九龙证券交易所），也是如此。所以“远东会”的成立，可说是打破了“香港会”的垄断局面，而华资企业也从此崛兴。由于他们（华商/华人）之前受到排斥，故他们要另寻生存空间，当时的对抗性应该是很强的。（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说实在的，历史发展的大潮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可以阻挡和转移的。对“香港会”来说，“远东会”明显是不受欢迎的。虽然他们欲“除之而后快”，但却有心无力。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当一道阻挡去路的城门被推倒时，一拥而上的士兵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换言之，“远东会”的突破性举动，不应被理解为单一或特殊事件。事实上，当“远东会”成功突围时，其他“慕利”而来的竞争对手亦已磨刀霍霍，并急不可待地希望在这个市场上一展身手。一句话，“远东会”的诞生，不但意味着垄断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开放及竞争年代的开始。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