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疲软与并购风起（1）
一场股灾不但令不少投资者损失惨重，企业因经营环境逆转而连年亏损的情况，也极为普遍。风暴虽然逼使个别经营欠佳的企业关门大吉，但对那些管理得当、经营有法的企业而言，却未尝不是另一种挑战。所谓“趁着雨大洗屋顶”，某些企业不但利用这个机会来精简架构、减低成本，更挑选一些股价低残而资产（尤其物业）丰厚的公司，伺机吸纳和收购，藉以优化自己的企业。
事实上，股票市场不但是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企业合并、收购和重组的舞台，很多企业家便是藉着这个重要的金融平台，开疆辟土、扩张自己的企业王国。股灾过后，股市虽然一片沉寂，但是，那些目光如炬而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们，已趁市道低迷、股价低残之时不动声色地吸纳具潜质的股份，为日后连串收购合并行动铺路。
正如上一章所谈，1975年的股票市场虽然扭转了1973年大崩溃后软弱无力的局面，但买卖仍不太活跃，成交量更屡创新低，显示投资信心并没完全恢复。虽然整体投资气氛差强人意，但个别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已先人一步地部署各项收购合并行动，引来了市场人士的注意。最先揭起收购风气的是老牌英资大行——太古洋行。1975年1月中，太古洋行（Swire Pacific）率先发行280万股新股，换取大昌地产（Tai Cheung Properties）附属公司太古昌发展（Swire Cheung Development）1050万股股权，然后将该批股份转让太古地产（Swire Properties），而太古昌又发行新股1210万股与太古地产，换取太古船坞第一期发展计划（即后来的太古城）50.0%股权，至于太古昌则将爱秩序湾（Aldrich Bay）东部的土地，以低价让与太古洋行。通过这种配股、换股及发行新股的游戏，小股东的股权自然被“摊薄”，而企业的实力则迅速地壮大起来。
同年5月，太古洋行又以港币11377万元向太古轮船公司购入国泰投资（Cathy Holdings）31.25%股权。其次，该公司还向太古实业（Swire Industries）承购25.25%国泰投资的股权，这样左手交右手的策略性收购，令太古洋行变成国泰投资的控股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国泰投资控有国泰航空（Cathy Pacific Airways）和香港飞机工程（Hong Kong Aircrafts Engineering）的大部分股权，这项收购行动变相将这两家公司转为太古洋行的附属公司（《香港年鉴》，1976年《金银证券月报》，1976年3月）。
到了12月中，太古洋行再宣布与太古实业合并，条件为每4股面值1元之太古实业A股换9股面值0.6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A股，另每股太古实业A股附加现金0.5元；B股方面，每4股面值0.2元之太古实业B股换9股面值0.12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B股，另每股太古实业B股附加现金0.1元。通过以上连串收购、合并行动，史怀雅家族（Swire family）对太古洋行的控制权更为巩固，而集团的实力也进一步膨胀起来。
作为英资集团龙头的怡和公司，当然也不会错过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早在1972年，集团旗下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一役，已使一众投资者大开眼界（详见第一章）。到了1975年4月底，怡和公司宣布以每117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00股面值1元仁孚行股票另加现金150元的价值，收购该汽车代理公司75.0%的股权，令仁孚行变成怡公司的附属公司。俟后（5月5日），该公司又宣布以每9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股面值5元金门建筑股票的方式，收购金门建筑，并将该公司私有化。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仁孚行和金门建筑均有十分可观的营利前景和物业资产。举例说，金门建筑拥有的中环金门大厦（即现在的美国银行中心位置），后来便以7.15亿元转售与旗下的置地公司，使怡和公司获利不菲。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收购行动，怡和公司不但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也大大改善了集团的盈利前景。
正当太古集团和怡和公司南征北讨地扩张势力之时，同样为英资大行的和记企业，则因早前扩张过急而显得有点斯人独憔悴。该公司不但失去了攻城略地的战斗力，更因财政危机而被逼“贱价”出卖资产，直接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事实上，面对沉重的财政危机，该公司除了在1974年出售其中一家附属公司——船务投资公司（Shipping & General Investments Limited）——的71.4%股权外，又将另一家附属公司——亚洲投资公司（Asia Investment Limited）——的75.0%股权转售西德财团。其次，集团另一附属公司——和记国际（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35.6%股权，又宣布售与南丰纺织联合（Nan Fung Textiles Consolidated）的建丰制衣投资（Kin Fung Garments & Investments），让建丰制衣全权控制了和丰企业。除此之外，和记企业本身又在无可奈何之下以1.5亿元出让33.7%股权与汇丰银行，为集团日后的主权易手埋下了伏线。
看到英资大行精骑四出地开疆辟土，一些新崛起而实力雄厚的华商精英同样磨刀霍霍，希望一展所长、分一杯羹。1975年5月，以冯景禧为首的新鸿基证券（Sun Hung Kai Securities），宣布以换股形式收购华昌建业（Wah Cheong Development）。俟后，新鸿基证券更借介绍形式在交易所迅速上市，避开了烦琐复杂的上市审批程序。再过数月，该公司又以换股形式，收购中同企业（Central Associated Investments），通过连串收购、上市、再收购的行动，新鸿基证券的实力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太古集团、怡和公司和新鸿基证券等的不断征战，自然吸引了其他公司的仿效，其中又以一家与新鸿基证券有深厚渊源的企业，最为成功，这家公司便是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Holdings）。同年7月，新鸿基地产宣布以每股现金1.4元的价值，全面收购威胜发展（Wayson Development），使威胜发展变成新鸿基地产的全资附属公司，壮大集团的力量。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个案外，当时还有其他不同规模的并购行动。但是，由于某些事件发生在香港境外（如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另一些则因条件谈不拢而失败告终（如香港电灯建议收购中华煤气），我们不作深入讨论了。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在收购合并风潮初起之时，证监处曾在1975年8月18日宣布通过《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The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希望为企业并购立下基本守则。根据守则，一家公司计划收购另一公司时，需要刊发收购建议书之类的文件，并将文件送呈双方公司的股东，以备省览。其次，如果收购超过五成股权时，必须向其他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可惜，由于该套守则不具法律效力，多少给人“无牙老虎”的感觉。
综观1976年的股市，除年初承接1975年的升势而略有表现外，其他时间可谓乏善足陈，股价全年均是“打横行”的整固格局，上落不大。1月份，受英、美等国减息影响，投资者曾一度雄心万丈，恒生指数也由年头的350.00点上升至423.50点。2月份，股市基调仍好，并反复上升至3月17日的465.33点。3月17日过后，恒生指数又掉头向下，一直跌至5月24日的低点（364.64点）。6月份，股市虽略为回升，但升幅不大。月底，恒生指数报收412.08点。下半年，股市气氛更显沉闷呆滞，整整6个月内，恒生指数上下波幅不出40点，股市淡静情况，可想而知。该年，恒生指数以447.67点收市，四会总成交量为131.56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7；《香港年鉴》，1977年）。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
事实上，股票市场不但是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企业合并、收购和重组的舞台，很多企业家便是藉着这个重要的金融平台，开疆辟土、扩张自己的企业王国。股灾过后，股市虽然一片沉寂，但是，那些目光如炬而实力雄厚的企业家们，已趁市道低迷、股价低残之时不动声色地吸纳具潜质的股份，为日后连串收购合并行动铺路。
正如上一章所谈，1975年的股票市场虽然扭转了1973年大崩溃后软弱无力的局面，但买卖仍不太活跃，成交量更屡创新低，显示投资信心并没完全恢复。虽然整体投资气氛差强人意，但个别先知先觉的企业家，已先人一步地部署各项收购合并行动，引来了市场人士的注意。最先揭起收购风气的是老牌英资大行——太古洋行。1975年1月中，太古洋行（Swire Pacific）率先发行280万股新股，换取大昌地产（Tai Cheung Properties）附属公司太古昌发展（Swire Cheung Development）1050万股股权，然后将该批股份转让太古地产（Swire Properties），而太古昌又发行新股1210万股与太古地产，换取太古船坞第一期发展计划（即后来的太古城）50.0%股权，至于太古昌则将爱秩序湾（Aldrich Bay）东部的土地，以低价让与太古洋行。通过这种配股、换股及发行新股的游戏，小股东的股权自然被“摊薄”，而企业的实力则迅速地壮大起来。
同年5月，太古洋行又以港币11377万元向太古轮船公司购入国泰投资（Cathy Holdings）31.25%股权。其次，该公司还向太古实业（Swire Industries）承购25.25%国泰投资的股权，这样左手交右手的策略性收购，令太古洋行变成国泰投资的控股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国泰投资控有国泰航空（Cathy Pacific Airways）和香港飞机工程（Hong Kong Aircrafts Engineering）的大部分股权，这项收购行动变相将这两家公司转为太古洋行的附属公司（《香港年鉴》，1976年《金银证券月报》，1976年3月）。
到了12月中，太古洋行再宣布与太古实业合并，条件为每4股面值1元之太古实业A股换9股面值0.6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A股，另每股太古实业A股附加现金0.5元；B股方面，每4股面值0.2元之太古实业B股换9股面值0.12元新发行之太古洋行B股，另每股太古实业B股附加现金0.1元。通过以上连串收购、合并行动，史怀雅家族（Swire family）对太古洋行的控制权更为巩固，而集团的实力也进一步膨胀起来。
作为英资集团龙头的怡和公司，当然也不会错过任何有利可图的机会。早在1972年，集团旗下置地公司吞并牛奶公司一役，已使一众投资者大开眼界（详见第一章）。到了1975年4月底，怡和公司宣布以每117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00股面值1元仁孚行股票另加现金150元的价值，收购该汽车代理公司75.0%的股权，令仁孚行变成怡公司的附属公司。俟后（5月5日），该公司又宣布以每9股面值6元之怡和公司股票，换取10股面值5元金门建筑股票的方式，收购金门建筑，并将该公司私有化。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仁孚行和金门建筑均有十分可观的营利前景和物业资产。举例说，金门建筑拥有的中环金门大厦（即现在的美国银行中心位置），后来便以7.15亿元转售与旗下的置地公司，使怡和公司获利不菲。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收购行动，怡和公司不但可以分散投资风险，也大大改善了集团的盈利前景。
正当太古集团和怡和公司南征北讨地扩张势力之时，同样为英资大行的和记企业，则因早前扩张过急而显得有点斯人独憔悴。该公司不但失去了攻城略地的战斗力，更因财政危机而被逼“贱价”出卖资产，直接削弱了本身的实力。事实上，面对沉重的财政危机，该公司除了在1974年出售其中一家附属公司——船务投资公司（Shipping & General Investments Limited）——的71.4%股权外，又将另一家附属公司——亚洲投资公司（Asia Investment Limited）——的75.0%股权转售西德财团。其次，集团另一附属公司——和记国际（Hutchi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35.6%股权，又宣布售与南丰纺织联合（Nan Fung Textiles Consolidated）的建丰制衣投资（Kin Fung Garments & Investments），让建丰制衣全权控制了和丰企业。除此之外，和记企业本身又在无可奈何之下以1.5亿元出让33.7%股权与汇丰银行，为集团日后的主权易手埋下了伏线。
看到英资大行精骑四出地开疆辟土，一些新崛起而实力雄厚的华商精英同样磨刀霍霍，希望一展所长、分一杯羹。1975年5月，以冯景禧为首的新鸿基证券（Sun Hung Kai Securities），宣布以换股形式收购华昌建业（Wah Cheong Development）。俟后，新鸿基证券更借介绍形式在交易所迅速上市，避开了烦琐复杂的上市审批程序。再过数月，该公司又以换股形式，收购中同企业（Central Associated Investments），通过连串收购、上市、再收购的行动，新鸿基证券的实力也迅速地壮大起来。
太古集团、怡和公司和新鸿基证券等的不断征战，自然吸引了其他公司的仿效，其中又以一家与新鸿基证券有深厚渊源的企业，最为成功，这家公司便是新鸿基地产（Sun Hung Kai Holdings）。同年7月，新鸿基地产宣布以每股现金1.4元的价值，全面收购威胜发展（Wayson Development），使威胜发展变成新鸿基地产的全资附属公司，壮大集团的力量。
在此，我们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个案外，当时还有其他不同规模的并购行动。但是，由于某些事件发生在香港境外（如英国、美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国家），另一些则因条件谈不拢而失败告终（如香港电灯建议收购中华煤气），我们不作深入讨论了。其次，我们还注意到，在收购合并风潮初起之时，证监处曾在1975年8月18日宣布通过《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The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希望为企业并购立下基本守则。根据守则，一家公司计划收购另一公司时，需要刊发收购建议书之类的文件，并将文件送呈双方公司的股东，以备省览。其次，如果收购超过五成股权时，必须向其他股东提出全面收购。可惜，由于该套守则不具法律效力，多少给人“无牙老虎”的感觉。
综观1976年的股市，除年初承接1975年的升势而略有表现外，其他时间可谓乏善足陈，股价全年均是“打横行”的整固格局，上落不大。1月份，受英、美等国减息影响，投资者曾一度雄心万丈，恒生指数也由年头的350.00点上升至423.50点。2月份，股市基调仍好，并反复上升至3月17日的465.33点。3月17日过后，恒生指数又掉头向下，一直跌至5月24日的低点（364.64点）。6月份，股市虽略为回升，但升幅不大。月底，恒生指数报收412.08点。下半年，股市气氛更显沉闷呆滞，整整6个月内，恒生指数上下波幅不出40点，股市淡静情况，可想而知。该年，恒生指数以447.67点收市，四会总成交量为131.56亿元（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77；《香港年鉴》，1977年）。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