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过渡时期汇丰淡出“准中央银行”的部署..

    踏入过渡时期，香港英资财团纷纷急谋应变对策，两家总部设在香港的最大英资财团——怡和及汇丰，均加紧部署集团国际化战略，从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本地公司蜕变成一家海外跨国公司，以便在香港建立起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态势。不过，与怡和相比，汇丰的部署更低调、更缜密。
    汇丰淡出“准中央银行”的第一步，是1987年7月15日与香港政府金融事务科签订“新会计安排”。根据协定，汇丰须在港府外汇基金开设一港元账户，并在此账户保持一余额，其数量不得少于银行体系所有其他银行结算户口总净额；户口内的贷款余额不计利息，若余额降至结算净额以下，汇丰须就此差额向外汇基金付利息；外汇基金可酌情使用该户口，结算其与汇丰及其他持牌银行所进行的港元交易。
    “新会计安排”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削弱了汇丰的特权： 其一，将对银行体系结算余额的控制和支配权，从汇丰银行转移到外汇基金，此举无疑强化了外汇基金控制银行同业市场的能力；其二，将过去凭藉管理结算而获得的垄断利润从汇丰银行转移到外汇基金，由于汇丰须在外汇基金开设一港元户口，其余额不得低于银行体系其他银行的结算净额，否则汇丰须向外汇基金支付利息，这样汇丰就丧失了免息使用其他银行贷方余额的特权。汇丰主动淡出准央行地位，表明它将逐步放弃香港的特殊地位，迈向国际化。
    1989年8月22日，汇丰银行在公布业绩时，宣布了两项重要改革措施： 其一是修订长期沿用的汇丰银行条例；其二是根据公司法重新注册，并改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The Hong Kong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td.）。汇丰的解释是： 汇丰银行的组织章程自1865年以来并无大的变化，汇丰银行是香港上市公司中唯一按其本身条例而非公司法注册成立的，而公司法的规定除极少数外，均不适用于汇丰银行。
    1990年12月17日，汇丰银行主席蒲伟士（右）在记者会上
    宣布汇丰重组，变相迁册英国伦敦。
    由于这种区别，汇丰往往被视为享有特权，而这种特殊的性质使汇丰在海外发展时遇到不少麻烦。因此，汇丰决定对汇丰银行条例作出若干修订，使之现代化，令香港公司法适用于汇丰，从而进一步摆脱准中央银行的形象，为汇丰的国际化战略扫除障碍。当时，汇丰主席蒲伟士表示：“历史遗留下来的事实属异常而不符合现代化做法，虽然汇丰持有不同看法，但不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令汇丰享有特殊或特权地位，汇丰亦同意此种情况过时而令人混淆，因此必须修例而达致现代化。”
    汇丰的修章行动显然是其淡出准央行的又一重要步骤。香港舆论认为，此举显示汇丰的深谋远虑，是为汇丰日后的迁册及海外发展作准备。因为根据汇丰银行条例，汇丰的总部必须设在香港，汇丰若要进行任何重大改组，很多需要立法局批准，这对汇丰不利。汇丰希望以淡出准央行、放弃特权，换取对银行日后发展的更大自由，以适应九七的转变。〔4〕
    在完成淡出准央行的两个重要步骤后，汇丰即着手进行集团结构重组。1990年12月17日，汇丰银行在暂时搁置与英国米特兰银行合并计划后不久，宣布结构重组，主要内容是：
    （1） 将汇丰属下一家设在伦敦的公司，升格为集团的控股公司——汇丰控股有限公司（HSBC Holdings PLC），持有汇丰在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全部资产。汇丰控股在英国注册，但总部设在香港，管理及控制由香港方面负责；
    （2） 汇丰银行现已发行股份转移到汇丰控股名下，汇丰银行股东将成为汇丰控股股东，汇丰控股将发行新股，每4股汇丰银行股份将换1股汇丰控股，将原有股数削减3/4，以利在海外上市；
    （3） 汇丰控股将取代汇丰银行在香港及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香港为第一上市市场；
    （4） 汇丰银行成为汇丰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仍维持在香港注册，负责香港地区的业务。
    汇丰的结构重组，实际上是继怡和之后的变相迁册，将控股公司和注册地迁到伦敦，这在香港引起相当程度的震动。对此，汇丰发表声明进行解释。根据汇丰的声明，汇丰结构重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推进集团国际化的需要，二是应对香港九七的转变。以汇丰主席蒲伟士的一句话概括，是“政治形势促成的商业决定”。〔5〕
    汇丰主席蒲伟士在接受访问时解释说：“很多像汇丰这样规模的银行，都会成立控股公司，把附属公司纳于一统，由于现时汇丰仍未有成立控股公司，海外的银行监管机构和外国法律界人士都感到混乱，这个问题在与英国米特兰银行商谈合并，及在美国进行投资时均曾造成困难，目前汇丰的公司组织架构，是国际化发展的一重障碍。”
    蒲伟士还解释说： 我有信心一国两制可行，但这是建基于两个假如——一、 假如中央和香港能建立彼此谅解的关系；二、 假如双方能理智地处事。愈接近九七，假如双方互不谅解，别人会开始怀疑汇丰的未来实力；当汇丰无法在国际金融界顺利运作，业务呈现衰弱，甚至资金外流，港汇备受压力，若耽误至离九七前一两年才急急进行改组，我认为那便太迟了，因此我们有理由早做安排。〔6〕
    汇丰变相迁册后，香港舆论对汇丰继续担任“准中央银行”的角色提出不少质疑。《香港经济日报》的政经短评就指出：“以汇丰财力及其从香港多年取得的经营利益，理应义无反顾地协助稳定香港的经济大局，但在迁册之后令角色变换，在形迹上已减轻汇丰对香港的承担，未免令人有更多的忧虑”。〔7〕《信报财经新闻》的政经短评则认为：“由于汇丰对香港前景已起戒心，香港政府与汇丰的关系应进行调整。……我们认为，港府应从速培养对香港有归属感的银行，以分担汇丰在香港金融业上扮演的角色”。〔8〕有评论甚至指出： 汇丰迁册所造成的最大影响，相信是唤醒中国银行的“接班”意识，以当仁不让的姿态迎接九七的到来，中银集团在香港金融业的地位会逐步加重。〔9〕
    实际上，汇丰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988年的“新会计安排”、1989年的修章行动，就是其淡出准央行的重要步骤。1992年6月，港府设立流动资金调节机制，汇丰将“最后贷款者”的职能转移给外汇基金。1996年12月，金融管理局设立即时支付结算系统，汇丰卸去中央票据结算系统管理银行的职能。至此，汇丰完全淡出“准中央银行”角色，香港的金融体制发生深刻变化。

本文摘自《香港金融业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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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金融中心的前世今生　　金融业界的风云人物,港币汇率机制形成的轨迹,亚洲金融危机的当代启示……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一个半世纪以来香港金融业的演变、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从中探索香港金融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香港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19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金融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