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斗不过商（2）

　　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曾经对商人势力进行过抑制，但效果并不好。例如，万历年间尽管对商业的剥削比较严重，但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仍然总体上获得了长足发展。在万历时期，商人不但已经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朝中已经培植了强大的代言人势力。魏忠贤和东林党的冲突，其实就是皇权与商人势力的斗争。到了明朝后期，特别是南明政权时期，商人（更具体地说是官商）已经把控了朝政。

　　商人把控中央级的朝政可以说是在天启、崇祯朝非常明显。但早在嘉靖年间，一些地方政权就已经被商人垄断，地方政府官员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听命于富商巨贾，无锡邹望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明代中后期国内贸易随着交通的发达，以前南北货物难以大规模交换的现状被彻底改变。南方以卖方身份出现在北方市场，主要供应丝织品、瓷器、棉布、木料、纸张、漆器、有色金属、皮革等。北方输出的商品大多是棉花、羊毛纱线。

　　商业的高度发达则直接促进了城市发展，例如淮安因为运河而兴盛，它被荷兰大使霍姆在1644年称为“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

　　除此之外，就像今天的深圳在十几年间由小渔村变成大城市一样，明代京杭大运河的繁荣，也使得一些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成为皇帝心目中重要的地方。例如，因为大运河的徐州段水流比较急，为了行驶安全，政府便修建了一条备用运河，1587年在这条备用运河的某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名叫“夏镇”的地方。而17世纪初，皇帝便派了一名亲戚坐镇此地专管收税。

　　在万历、崇祯年代，由于水路交通的大发展，国内贸易、国际贸易的兴盛，中国逐渐形成了十五大城市，它们是：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州、福州、苏州、上海（当时称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扬州（主要是今天扬州下辖的仪征市，当时称仪真）、芜湖、景德镇。城市的发展又带动了官与商的合流，最终到了万历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商”的地步。东林党主要成员的出身虽然大多为中小商人家庭，但他们对于商人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期，四分之三的进士、举人是商人出身。

　　仅拿明代晋商典型的张家、王家为例。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礼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张四维之所以成为首辅，在政治上，靠的是他舅舅王崇古（兵部尚书、陕西总督），而王崇古的爷爷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政；在经济上，则靠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岳父王恩、大舅子王诲、二弟张四教、四弟张四象等这些大商人。王崇古的父亲王瑶、哥哥王崇义、从弟王崇勋、伯父王文显、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均也是大盐商。

　　张家、王家在联姻的同时，还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兄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三家联合几乎垄断了当时的盐业市场。以至于御史永郜为此愤怒地说道：盐法之所以败坏，就是被权势之家所垄断。因此，官商家族成为明代非常明显的特征，也是商人与官员进行争斗的后台。

　　商人的势力增强并不仅仅表现在官商一体化以及官商斗争上，更体现在商人的生活方式、思想上，商人的经营方向影响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又是晚明出现社会风气奢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败明的原因之一。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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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明朝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入手，讲述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而，讲述了作为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文化强国的明朝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