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上市解决问题了吗（1）

　　对于大跃进似的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然而我们认真思考以后发现，这些观点并不值得深入的推敲。

　　“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

　　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在中国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见前面的外贸篇），但在经过了30多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其实，公司治理完全是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息息相关的，是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缩影。如果不改善国内的经济体制，不改变社会人文精神，没有完善的严刑峻法，而期望想着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这是不可能的。

　　“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

　　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举个例子：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做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在纽约的借款人都想还钱，是因为美国是法制社会，有严刑峻法可以保护债权人。银行坏账问题是个系统工程问题。银行经营的好坏和经济素质以及法治化建设有关。不可能在一个经济素质差，而法治无法保护债权人的情况下，单独要求银行没有坏账。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放到十年前的中国，它到现在也应该是有大量的坏账。对于原来一直被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国有银行来说，上市锁定了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开始着眼于整个治理机制的调整，探索国有银行市场化竞争。但是股份制改革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实际上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经营权力，这包括人力资源的调配等权力。当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没有根本的转变，当银行业中充斥着唯上行事的官僚队伍，当银行不是一个享受着自由、法制、竞争精神的企业，当银行业不是一个充斥着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所构成，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也不能办成“真正的银行”，也不能长远解决银行业的呆坏账问题！

　　有一句话说的好，“输血只能维持贫血病人的生命，不把造血功能治好”。海外上市只是治标不治本，并不能解决四大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问题。补充核心资本金的方式一般有政府注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融资和利润留存等。在以上方式中，政府注资是充实银行资本金最直接、最迅速的一种方法，但政府注资只能解一时之困，难以成为资本金持续补充的主要途径。引进战略投资者和上市融资补充资本金的效果较好。在所有补充资本金的方案中，依靠银行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利润转增资本，是提高核心资本最根本的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一般都注重资本的自我积累能力，通常在资本来源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通过政府注资、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但通过利润留存、转增资本金的数量极少。央行对银行的历次注资虽然短期解决了银行的坏账和资本金不足问题，但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恶果。2005年，央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后来又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等陆续注资1000多亿美元，这对应于央行发行了人民币约1万多亿，这1万多亿是基础货币，投入市场后由于货币的乘数效应，将会扩大数倍，最终流通领域将会出现几万亿的人民币，这几万亿人民币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本文摘自《大变局时代，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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