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决定未来（3）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的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30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
改革头二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本文摘自《什么改变中国》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
改革头二十年，是理念战胜利益。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本书传递的是我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才有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