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语法体系（2） - 兄弟财经外汇返佣

　　发达国家对于农业产品的补贴并不一定是值得学习的。地理区域较小的发达国家往往对于农业的补贴比较高，农民的票决权和他们把农业看做国家文化方式的风景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欧洲与东亚的小型地理区域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不是偶然的。中国加入WTO时，日本对每一头奶牛的补贴是2 000美元，欧盟是913美元。相比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对于农村市场的保护，中国对于农业生产单元的补贴很少而且也不具备补贴的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选择对农业领域的开放是富于战略眼光的，农业这一古老的产业和它与土地的绑定注定了它不会像工业品那样标准化、冰冷和易于侵略。李嘉图的比较贸易理论帮助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走出去，美国的大生产农产品走进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济越是发达，地理禀赋差别越大，农业的艺术化生产就越有利于保护自己在本土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劳动力向工业化补给以及自身的城镇化，都使得2000年前后的入世农业谈判没有太多的技术与政治包袱。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当然依赖WTO给予的外国农产品跨国流通，中国自己还画出了一个18亿亩红线的圈子。粮食的自主生产与进口补给是安全的备份，这要比封闭的农业市场有利。批评者在理论上的错觉往往在于，放开农业市场意味着中国到处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即使有农业补贴，跨越太平洋的运输对于出口国的粮食价格竞争力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全世界能够在粮食上大范围输出的只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经历了2009年的全球结构性粮食危机（东南亚、阿拉伯地区），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不必担心进口农产品会冲击本国市场，而是进口农产品盼都盼不来，2009年，泰国一度与越南都限制了大米的出口，令菲律宾的国内经济十分恐慌。

　　金融是WTO谈判中的另外一个难题。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度自卑到“狼来了”怎么办的地步。语言上唤醒这种恐惧感的是“狼来了”这样一种源自潜意识的畏惧，相关的准备工作分别有：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银行的坏账、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银行上市融资、舆论对于金融行业的鄙视以唤起他们的自强之心。但入世后，按照既定的时间表，狼并没有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省会城市后，外资银行也没有大步扩张。在北京、上海等地，汇丰、花旗、渣打、荷银等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只是瞄准了有钱人群体并小心地经营一部分公司与个人业务。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因为将有毒资产卖给中国富人并血冼了他们的财富，外资银行一度臭名远扬、灰头土脸。金融危机后，工商银行股价超过美国花旗银行，其他国内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也是名列前茅时，入世时的那种担心已一扫而光。

　　2001年，中美WTO谈判组在艰苦的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共识，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双方的谈判组成员时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欢迎这一结果。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包袱沉重的国家，中国拥抱了WTO。2011年春天，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撰文回忆这段历史时相当感慨，他说，中国做出的那一次历史决定富有战略眼光，它的功用甚至才刚刚开始发挥出作用。

　　中国加入WTO不久，“9-11”事件爆发，美国在战略上转入反恐议程。短短几年间，中国就成为全球工厂并成为WTO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9-11”在战略上为中国利用WTO发展经济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否则，在经济稍有突破时也会受到重重的外部压力。在国际时政中，这算是历史的偶然性，但历史的必然性是WTO对于中国本身的制度性改造。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WTO与全球化一夜间成为发达国家仇恨的目标之一。

　　档案研究学者会注意到，在9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文件中，“全球化”这样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令人惊讶的。WTO帮助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就学会了“世界语”。

　　整个二战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起步都是以重商主义为出发点开始的，这在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文件中用全球化或WTO为自己的商品走向背书无可厚非，但WTO最终帮助在中国建立了一套全球化生产与发展的思想启蒙体系，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构建，这是真正的大事情。至少从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看，加入WTO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中国的1亿件衬衣的收益与一架美国波音飞机的跨国平等交换，是WTO的天平上最好的优势贸易理论表述。亚当-斯密的自由交换理论与李嘉图的优势交换理论，在100多年后为中国发育很晚的工业化体系与工业社会的建立仍然起到了导师作用。它帮助中国缩小了与世界的发展距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家马丁-沃尔夫在他的研究文章中曾这样论述：自1820年到1980年，全球化对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最大贡献是，它缩小了国家之间的距离；而对于一个国家内部来说，它?距离差别远远小于国家的外部差别。平均来看，很多国家内部的差别比例，在1980年与1820年并没有拉开多少。

　　仿佛是全球化经纪人的WTO组织，这个一年只有8 000万美元运转经费的国家间组织，已经帮助中国建立了全球化的新语法体系：①资本市场的统一游戏规则；②金融实体的基本运营标准；③央行的分立；④货币政策渐进的权重强化；⑤降低汽车等核心行业的关税；⑥放弃对幼稚产业的消极保护；⑦部分地取消国家补贴；⑧国际通用的广义经济语法（法律、会计等）统一；⑨社会性领域的开放如文化行业中的多元文化合法性建立；⑩“三农”问题在全球化框架下解决的机制；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平等贸易思想为次要地位；党的文件中对于全球化的程序性论述；对于WTO的尊重与路径依赖……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10年间，WTO影响下的中国建立了一套接轨全球化的经济法律体系并开始渐渐使这些法的理念与国民的经济实践互相承认并结合为一体。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法律是基于一个国家的思想与道德实践的产物。这10年的经济法律体系是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下制定并实施多年，它对于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单是“产权”与“物权”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深入人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