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的省份躺在行政手术台上
2006年的经济升温，最终逼出了行政打压手法。这也是中国治理历次投资拉动式过热的最有效手法。
那年夏天，内蒙古政府的领导人以作检讨的方式终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投资冲动，并自我否定了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合法性。新华社在报道了这个消息后，新浪网与和讯网立即做了头条议程设置，表明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预警。
以重新重工业化和卖地浪潮为机会，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博弈中，地方经济过热的问题放到了明面上。
从2004年解决以上海和华东为代表的过热地区力量中，从“铁本事件”的暗示性打压，到2006年内蒙古狂上发电厂项目而带来的自治区主席检讨来看，中国处理地方经济过热的政治手术仍然没有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
只能这样说，行政制造的问题用行政方法解决会更有效。站在2012年的历史高点看，无论2004年开始的华南华东楼市过热还是2006年的北方省份重工业投资过速，都不是经济问题，所以解决手法的实质在行政层面。
上海在2004年后的房地产泡沫是一次大型投资冲动，它不只是最高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江浙与华东经济圈在中国经济架构中壮大后“拥GDP以自重”的行为。在一个没有权力限制与经济问责的政治结构中，地方领导人最常用的政治路径是拥地方GDP以自重，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博弈；与全国三十多个“诸侯”的比较中，“集体的政治自我实现”会在每年的全国性总结场合，比如“两会”中得以实现。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论十大关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矛盾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确实表现出了经济发展利益与理念上的冲突。后来，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宏观经济过热解决手术，不是一刀切，而是政治调养与基辛格式的“地方均势”。
同样的手法曾经用在80年代政治上傲慢的广东珠三角地区。90年代长三角与江浙经济力量的重新崛起，是对于珠三角的一种政治均势式的平衡。
2004~2006年准备的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带 ，是中国第三极的经济力量，也是第三极的政治力量平衡。滨海新区的建设是浦东作为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显的终结者。滨海有两大看点：一是最新的制度试验，二是北方重工业的再起。此两点都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均势筹码。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压，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速度会更快，PE、柜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岸外人民市场等都可能会得到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相对而言，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北方落后省份那轮重工业投资冲动，仍然是低知识含量的，也构不成江浙经济力量的那种政治博弈的力量，短短的脉冲后即终止能量。
那时，这批北方省份突然成为地方政治新星：山西的煤炭销售使它在2004年就成为全国财政大省，并在北方造就了一个奢侈新名词：煤老板。内蒙古则步山西之后，也想做一次能源大佬，2005年连创三个全国第一，其中一个就是投资增长全国第一，及至后来形成了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中国能源与GDP“怪胎”。
北方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在经济落后成为政治弱势的语境下，往往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是想“实事求是”地搞一点地方特殊化，一种是想比较粗暴地搞一点地方的大跃进。此种手法在2006年的经济背景下恐怕再难得到政治照顾。新华社报道的内蒙古主席杨晶与两位副主席向中央作出的检讨，实际上可以看做为大部分北方落后地区投资冲动的一个有效政治警告，其信息恐吓效应不可低估。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内蒙古决定将停止一批工程。恶果之幕从那时刚刚拉开，其损失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铁本”式路径。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
那年夏天，内蒙古政府的领导人以作检讨的方式终止了这个北方省份的投资冲动，并自我否定了最初作出这一决定的合法性。新华社在报道了这个消息后，新浪网与和讯网立即做了头条议程设置，表明这将成为一个有效的政治预警。
以重新重工业化和卖地浪潮为机会，在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博弈中，地方经济过热的问题放到了明面上。
从2004年解决以上海和华东为代表的过热地区力量中，从“铁本事件”的暗示性打压，到2006年内蒙古狂上发电厂项目而带来的自治区主席检讨来看，中国处理地方经济过热的政治手术仍然没有实现有效的制度安排。
只能这样说，行政制造的问题用行政方法解决会更有效。站在2012年的历史高点看，无论2004年开始的华南华东楼市过热还是2006年的北方省份重工业投资过速，都不是经济问题，所以解决手法的实质在行政层面。
上海在2004年后的房地产泡沫是一次大型投资冲动，它不只是最高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江浙与华东经济圈在中国经济架构中壮大后“拥GDP以自重”的行为。在一个没有权力限制与经济问责的政治结构中，地方领导人最常用的政治路径是拥地方GDP以自重，与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博弈；与全国三十多个“诸侯”的比较中，“集体的政治自我实现”会在每年的全国性总结场合，比如“两会”中得以实现。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写下的《论十大关系》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与矛盾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确实表现出了经济发展利益与理念上的冲突。后来，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宏观经济过热解决手术，不是一刀切，而是政治调养与基辛格式的“地方均势”。
同样的手法曾经用在80年代政治上傲慢的广东珠三角地区。90年代长三角与江浙经济力量的重新崛起，是对于珠三角的一种政治均势式的平衡。
2004~2006年准备的以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带 ，是中国第三极的经济力量，也是第三极的政治力量平衡。滨海新区的建设是浦东作为政治明星与经济明显的终结者。滨海有两大看点：一是最新的制度试验，二是北方重工业的再起。此两点都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均势筹码。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压，滨海新区的金融创新速度会更快，PE、柜台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岸外人民市场等都可能会得到一些突破性的发展。
相对而言，以内蒙古、山西为代表的北方落后省份那轮重工业投资冲动，仍然是低知识含量的，也构不成江浙经济力量的那种政治博弈的力量，短短的脉冲后即终止能量。
那时，这批北方省份突然成为地方政治新星：山西的煤炭销售使它在2004年就成为全国财政大省，并在北方造就了一个奢侈新名词：煤老板。内蒙古则步山西之后，也想做一次能源大佬，2005年连创三个全国第一，其中一个就是投资增长全国第一，及至后来形成了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中国能源与GDP“怪胎”。
北方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在经济落后成为政治弱势的语境下，往往采用两种手法：一种是想“实事求是”地搞一点地方特殊化，一种是想比较粗暴地搞一点地方的大跃进。此种手法在2006年的经济背景下恐怕再难得到政治照顾。新华社报道的内蒙古主席杨晶与两位副主席向中央作出的检讨，实际上可以看做为大部分北方落后地区投资冲动的一个有效政治警告，其信息恐吓效应不可低估。新华社的报道还说，内蒙古决定将停止一批工程。恶果之幕从那时刚刚拉开，其损失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过“铁本”式路径。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