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新空气（2）

　　民营企业因为在这一领域的投机式进入，在短短的时间内造就了大批的已经引起社会心理不平衡的富豪群并使它们在获取商业权利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即使有地租的增长预期，在建筑存活的固定时间内，土地的争夺是“零和博弈”，它并不是社会财富积累的有机方式，而是界面碰撞最严重的经济博弈方式。A拿到的土地多，一定意味着B拿到的少。在这一经济物资的争夺中，国家和国家扶持的国有企业代表的特定力量大举进攻争夺土地，民营企业则以地产商与土地微观决策者的合谋拿到了大量的土地。在两个商业力量的平衡中，地方政府与微观土地政策决策者群获得了大量的隐形收益。

　　2003~2010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最大的物资有两种：土地与煤炭。前者是金融资本在争夺，后者是工业资本在争夺。它们经历了一个突然的爆发式发展，不但扭曲了自身，还因为带来社会的伤害而最终身披历史原罪。城市与农村的土地血拆、山西为代表的民间野蛮煤炭开掘与它们造就的一个暴富阶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在未来十几年社会各阶层与群体的心理状态。

　　民营资本因为其利润的原始冲动，像一列火车，前一段走在风光秀美的田野上，后一段则进入了光线昏暗的山洞中。企业史研究学者吴晓波对于过去百年的企业史有过梳理，他发现最终的企业败局中，历史与政治的环境元素的决定性影响不是偶然的。这段改革中民企没有一个很好的调适，使它始终没有进入国家的主流政治与文化话语，这是一个不得不反思的问题。2011年春天，温家宝在接受新华网的网友提问时，曾经用道德观的反思提醒地产商的利益诉求，这与经济利益与产权诉求为代表的90年代末的语境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

　　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每一次经济刺激与拯救时，民营企业与农村社会都是增加就业与市场的头号选择，但不是每一次他们都被感恩。

　　民营企业在东南沿海的分布，从更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就是参与全球化在亚洲的一段美好时光，在接过“四小龙”的发展接力棒后，民营企业把人口红利与儒家的灵活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自由贸易是比较优势的集中展现，这并没有错，可是如果历史不给出一个幸运的条件的话，这样的比较优势和它解放的人口红利、政策红利不一定会出现在中国繁如群星的东南民营企业群中。自由贸易是一个“正和博弈”，它帮助中国分享全球市场与财富，并分享了一个独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的全球商业环境。广东与浙江的民营企业是最典型的代表。广东经济是最早的纯外向型民营经济，浙江则是内生性的外向型民营经济。它们很快就使所在的省份富可敌国。

　　不少人批判经济学家张五常几年前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中国处在人类历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中。这句话之所以受到批判，因为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张五常的话如果放在2000年时，受到的欢迎肯定要比2010年时要多，因为一套涨价的房子就足以打垮政治家的信仰和经济学家的理论。

　　张五常对于这一段中国制度的评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则是：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决策信仰者中，获得了一段黄金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策者与智库经济学家都是美式的自由经济思想开明的推行者：市场配置价格与资源、建立服务型政府、放开民营企业发展、坚持自由贸易、把全球化写入党的文件、参加全球最大的贸易组织（也是自由思想信仰者）WTO、制度经济学家与市场派经济学家在学界掌握话语权并进入决策层，都是这一时期了不起的现象。朱镕基的经济班底与智库人群中，开明的市场派占据了主流，那时的一批经济学家，今天仍然是经济智库人群的主力。

　　我们将从亚洲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哲学做总结，可以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格局来看：“国退民进”不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现象，也是全世界在对自由主义市场哲学信仰的语境下一个全球性现象。

　　20世纪最后20年，自由主义在欧美世界平衡发展后的绝对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击倒苏联发展模式或东欧现象的核心因素。欧洲的社民思潮并没有阻挡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导师的变革决心。即使在英国，“国退民进”对于这样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举动；随后，雅克-德劳则在一个社民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中平衡地建立了单一的欧洲市场；法国总理若斯潘是历届法国政府中私有化决心最大的。那20年中，美国的里根与克林顿两位总统都使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并深获国民信赖，里根与撒切尔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克林顿不光是在技术层面将互联网上升为美国的国家战略，真正接受WTO才是克林顿政府的重大进步。

　　亚洲的改革空气中，不光有邓小平，还有印度的领导人拉奥、巴西的卡多佐，他们不管来?什么阵营，但在接受市场和对于私有产权的认识上都是一个阵营的。“金砖四国”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3位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家和他们对于市场的哲学认识，也是20世纪80~90年代这几个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值得警惕的是，南美的发展最后为社民理论与市场派的理念冲突所阻碍，中印两国则恰恰在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的发展准备了环境。

　　历史经验证明，国家对于经济哲学的信仰周期往往不会超过半个世纪，在20世纪50年代电视技术出现后，这样的信仰时间段则缩短为20~30年。凯恩斯每隔几十年就要复活一次，弗里德曼将来也一样。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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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