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新空气（1） - 兄弟财经外汇返佣

　　20世纪90年代末，整个欧美世界已经动摇了他们的自由市场哲学观。

　　经济哲学像气象一样多变，它在国家决策者和国民的心中只是一段一段的时光，并非永恒的信仰。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写入国家文件中，对于在意识形态群山重重的中国来说，是一件不易之事。从90年代末到全球金融危机前这一段黄金发展期结束后，全球化和自由市场哲学还在中国有市场吗？这是每一个讨论历史的人需要谨慎思考后才能回答的问题。

　　但在90年代末期，理论的清新空气与自由市场哲学的时尚式传播，是那时的经济与政治语境下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几个重大问题在那段时期的基本共识是：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民营企业的历史地位；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

　　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90年代末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企改来改去，改到深处是产权。那时，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批企业都挣扎在存活线上：今天，利润如日中天的资源类企业在当时的生意是非常困顿的；金融类企业确切地说就是那几家大型银行，坏账累累；而以东北为代表的大型制造型国有企业体系和地理区域则进入了最艰难的生存状态。

　　全球商品牛市和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确立前（1998年还在刺激内需，2002年时才看到世界工厂的突然崛起），凡是占领上游的资源型企业都没有下游的流通性小型民营企业有活力。大同乃至整个山西的煤炭企业在一片亏损的惨相中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都没有翻身；东三省的重工业基地，需要把一个体系连同它的地理意识、人文社会和意识形态全部推翻重来；金融类企业为改革前十几年积累的坏账通过新成立的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全部剥离。

　　困顿的环境下做大手术的人底气更足，更义无反顾。“语境”是本书讨论中国经济时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语，脱离语境来评论两次金融危机间的中国经济往往会产生自我否定的理论困境。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语境下，国有企业的大刀阔斧式改革才得以推行。由于国内的股市十分弱小，一批优质国企资产直接打包到香港与美国上市，换取管理与资本的积累，为后来的发展准备基础。这批A+H股上市公司既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企主体，也是做出微循环调整的生产关系单元。这一借助外部力量的改造在2005年的改革争论中受到了质疑，完全是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的隔空争论。

　　我们总体上可以把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看成一组辩证关系——“水落石出”。企业的产权像石头一样一步一步地明晰，企业的社会负担像水一样一步一步地下落。这些剥离出来的经济主体在A+H股上市后，一个新的商业力量群体在中国真正出现了。

　　核心国有金融企业的改革则慢于生产型企业，在采用机械法让四大国有资产公司剥离了坏账后，自身的改进则是借助一批股份制银行作为模拟竞争对象倒逼它们的自我意识。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股份制银行其最重要的存在意义是，它的总部设在离香港较近的深圳，并采取了一个相对开明和清晰的产权与管理架构，仅此一点，已经在普通用户的电子交易领域深深地影响了“四大恐龙”。最终通过引入战略性投资者后，四大国有银行和大型金融机构作出了一些阶段性的变革后便进入了平台期，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在一个专家型的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小心调理下，国有银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引以为荣的12%的资本金充足率建立了一个足够好的心理安全空间。但重新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却获取了它危险的合法性，也为今后十年的发展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不安的种子。

　　国退民进，是朱镕基政府在以产权为入口中的企业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一个经济领导人的世界观与决断力看，在90年代末强力推行的国企改革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下，以大量工人下岗和社会问题的堆积换取了刮骨疗毒式经济手术，其持续时间、影响范围、理论突破在全世界的国企业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在经济体制性改革暂告一段落后的今天来看这件事情，越加明白那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改革时机，均一一为朱镕基政府所抓住。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也许仅为国企改革留出了那么五六年的短短历史时间窗。这是2005年后民间诟病的“国进民退”的历史参照。

　　经济学研究者需要注意到：当时，民营企业即使经过了一二十年的发展，主体仍然在实业领域。实业领域从事生产的民营企业家是工业家，他们在一个依靠劳动力和工业技术为核心生产元素的领域里奋斗。无论是个人的产业信仰还是个人人格都带有较为朴素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的贸易与流通思想下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的事业以一种国家上升中的本分与自信慢慢成长，在“正和博弈”中获取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与2003年以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领域，并最终与金融资本合流的那一段发展相比，对于国家与国民心态都是一种正向的力量。

　　在人民币2005年升值前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冲突最终爆发了。这一历史因素是前述时期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没有意料到的，即使在受民间商业智慧影响最深的温州，地产商、炒房客作为一个群体与名词的出现，对于那里积累的商业信仰仍然是有明显的负面色彩的。实业资本进入房地产业后，触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域——“土地问题”。土地性质的表述关乎政权立足合法性的深层基础。经济学家张五常在研究中国的土地制度后对于邓小平在1978年的“包产到户式”土地改革有非常精彩的评价，他认为，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一种了不起的中国大智慧，最终把产权理论问题留给历史，把产权真实感受留给拿到土地的农民。但人民币升值带动的房地产热，提前打开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时间窗口，并引发了中国过去几年来的最大的社会领域问题之源——城市拆迁与农村征地。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