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的老朋友来了

2013-10-23 11:27:36

　　20世纪80年代，“通胀”这个经过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名词，是一只让人害怕的老虎。它曾经制造了双轨制、倒爷、厌学症、农村的沉沦。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是在治理双位数通货膨胀的战斗中打出来的。“南巡谈话”后几年，在朱镕基政府的大型改革浪潮中，通货膨胀渐渐在舆论的视野中边缘化。

　　当2006~2007年CPI快速向上的时候，我很杞人忧天地担心国家发改委当年治理通货膨胀的那些文件是否还在，怕他们忘掉了当时治理通胀的心经。这种多余的担心就像欧洲人怕感冒、美国人怕通胀一样。

　　一个国家经济的内循环小于外循环时，输入型通胀的负面效果往往更大。不过，1980~1990年的中国通胀是内部问题，是供给不足的传统范围；2000年后的通货膨胀是外部问题，是能源涨价等一系列复杂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胀。

　　2007年下半年，我在北京不少清真饭馆发现,菜单上凡是有羊肉的地方,都补了新标签,价格高得离谱。某天吃饭时,我问服务员,价格怎么涨这么高,服务员说现在肉都涨价了,他们只能改价签。算一笔账,一盘葱爆羊肉,2004年时在大一点的饭馆是十二三块钱,2007年时已经是18块钱甚至24块钱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了30块钱。

　　不但涨价了，人们发现盘子里的肉也越来越少。某天，在一个老字号的饭馆里吃葱爆羊肉，发现不但葱比肉多，而且肉如纸薄。商家涨价又削量，使我觉得在饭馆里几乎吃不到一盘挡口的菜了。

　　羊肉涨价是最没有道理的,与当时那一轮因为能源价格上涨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关联度不高。无论是河北大厂过来的羊肉,还是从西北来的羊肉,都不是玉米喂出来的。圈养的羊也好,放养的羊也好,饲料养殖现象还是很少的。正是羊的饲养的特别性，让人感到肉价上涨的恶性传导已经开始了。

　　而那一切,正是2007年中国那次小型通货膨胀的机关所在。

　　自2007年1月开始,中国的猪肉涨价已近40%,连锁传导到相关食品链，物价连环涨，从而使当年7月中国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点5.6%。这个数据，使很多人担心中国一定出现新一轮全面的通货膨胀。

　　下面这些文字，是我在2007年写出的分析，结论是：CPI不会有多高，只要外部环境一有变化，中国的CPI就会下来。毕竟，中国早已过了农产品短缺的时代。后来的结果证明：2008年石油价格泡沫破灭后，CPI的泡沫也就破了。

　　猪肉价涨了40%，但青菜没有涨这么多，因为种菜不用玉米作肥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来说，菜的指标意义当时远远要大于肉。把通货膨胀看做一只虎，肉价上涨是出笼的第一步；菜价大涨，将是第二步；那个时候，仍然还可以控制局势，因为只是食品价格；如果传导到第三步，也就是工业品也全面涨价后，通货膨胀真是虎出笼了。

　　肉价上涨只是一个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就是全球玉米涨价。玉米去做乙醇汽油了，饲料来源的短暂真空才使肉价上涨。这个传导过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直不停，这使得大家有了恐慌心理。国内几个著名的投行经济分析师，给出了很悲观的预测，觉得新一轮通货膨胀要来了。我不同意，现在中国经济完全不同于1988年和1993年前后了，核心是中国经济的效率在呈一条陡线上升，工业品打着价格战销售，这才是真正压在通胀虎笼上的巨石。

　　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另一个意思是，中国的经济自身并没有内生的通货膨胀。解决问题之道，也在于输入另一个消灭通货膨胀的东西。2007年，中国宣布从美国进口3 000万公斤猪肉，平抑国内肉价。说真话，这一步虽然做得有一点晚了，但仍然是良策。国内市场的价格缺口让国际市场来补，把中国的肉价上涨问题放在全球范围去解决，其意义就像把宁夏的羊肉运送到广东去，平抑广东的局部羊肉价格上涨一样。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对于本国的农业产品市场保护很好，外国大米根本进不去，因此，如果我们效仿日本，阻止美国的猪肉进入中国，将会有效保护中国农民的利益。这种观点当时最讨好，看似在为农民说话，如果问题的语境一旦改变，这才是真正害苦农民的手法。原因只有一条，如果通货膨胀不控制，就会不断传导，在一个极端的环境下，是有可能成长为一场全面的通货膨胀危险的。全面的物价上涨中，受害的反而是处于最下游的农民。

　　我认为，中国只需半年就能打胜这场战役。这个“半年”不是虚指，因为生猪的成长期至少在半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局面控制得好，通过打击食品产业链上的非法串联涨价，必须在半年内控制住肉价上涨不恶性传导，这场战役越快越好，作战能力上雇佣军胜过私家部队。一等农民大量养殖的生猪半年出栏后，供给增加，肉价自然就会降下来。但这中间的事情谁又保得准呢。因此，最快结束战役的办法是引入“雇佣军”的速度，时间越快越好。大量的进口肉会使农民半年后企盼的肉价上涨的愿望?空。但是，如果是全面的物价上涨，农民肉价上涨的喜悦抵不上家里用的什么东西都涨价的痛苦。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