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经济或政治科学化路径

　　经济的制度需求一旦压倒性地超过了集权行政方式的承受力，往往是收获大批历史性法律与政治成果的好时机。工业革命后，欧洲与东亚的宪政改革都是在这样历史比例关系中发生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后被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阐释为政治的科学化（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论述），香港学者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的理论也是这一意思（适合于解释集权文化与政治环境下的经济发展如香港与新加坡）。

　　2003~2005年，中国过热的经济背后有4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央企与地方的投资关系；选举周期与商品周期的关系、商品周期与货币周期的关系。前两组关系已经使问题在中国很复杂了，如果再加上后两组不可控的环境参数，使得施政者同时面对国内与国外两种力量的制约而左右为难。

　　哈贝马斯在研究晚期资本主义时发现，政治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下降的同时，政治科学化的发展越来越成体系。对于中国在1978年后的实用主义发展研究中，政治科学化或者行政吸纳政治的做法是重要的制度保证并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合法化。管理上面的4组关系，最终需要明确而合法的制度安排。

　　宪政经济是一个可以探索的理论想法。

　　过去30年,经济发展自由在中国是一个完全合法的信仰,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本身需要这样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尤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由量到质变化的临界点后,向政治制度要生产力已经成为一个必需的选择。在中央威权主义的政治结构中,如果单纯地靠平衡、警告、打压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并不能有助于解决一个地区或全国性的宏观经济问题，尤其在中国继续强化对于经济领域的控制的新背景下，管理宏观经济解决之道需要宪政经济这样的创新性的政治思想。

　　宪政经济不是什么新构想，在成熟的市场化国家里，国家货币政策的确定与管理、国家财税政策的确定与管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往来、央企与地方政府的经济交易行为、中央计划部门向地方的投资数量与比例、中央优惠政策的发放等都需要完全纳入法律性框架中，而不再是凭借长官意志与地方诸侯的政治能量。

　　自朱镕基政府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主导机构功能初步得以明晰，但在2005年后的过热中，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在中国有效传导治理经济过热的力量，其原因在于独立的货币政策不是在一个法律制度安排下独立作出的。一个一直在学习美联储的央行并已经初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但在议评货币政策时，它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货币政策的功效必然是打折扣的。

　　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一个真空地带早已形成，尤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最为明显。当然，中央计划部门对于各省的项目安排不是基于法律平等意义下的分配，而是渗透有浓厚的地域人脉特性与公对公的权力寻租，比如各省“跑部”的驻京办、各省对于跑下部委项目的提成，这已经成为一种明面上完全合法的地方行政工作。反过来，它强化了地方在经济上搞“独立”的冲动并扭曲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工作关系的对接原则。2004年后，“跑部”相当严重，甚至很多县都设驻京办直接通过本县在中央部委的人脉要项目。到了2008年底4万亿投资时，情形夸张到国家发改委周边的宾馆一房难求。

　　地方诸侯对于经济发展的渴求，如前文所言，一个是官员的群体性自我政治实现冲动；一个是扩充群体性的集体权力寻租经济来源；还有一点是，地方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勾结或联盟，通过项目的上马来扩大自己的收益，从而形成一种有浓厚地方本位主义的“总体性资本”。吴敬琏先生则直接把它放在广义的权贵资本主义论述中。

　　宪政经济是框架性经济制度原则的确定，主要是划定防火墙和边界线。在框架中，微观问题的解决才不会扭曲。它超越了企业与地方政府或中央部委的个体，实际上是对掌控经济行为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勾结的一种制度梳理。尤其在对于重大公共经济政策与项目的决策中，由于个人承担较小的责任而引发集体的重大损失，这个时候，宪政经济即使充满了机械主义成分，也要比那种精英和英雄式的决断与灵活带给整个社会的风险小。

　　宪政经济是基于国家宪法意义下的经济行为透明化与合法化，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博弈中实现效率化的最有效手段。以行政手法取代政治手法，以宪法路径取代行政路径，首先应在经济领域实现宪政管理。

　　弗里德曼在写作美国货币史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虽然美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为了防止英雄人物的意志左右国家和保护公民财产的需要，他建议通过宪政投票的完全法律方法来管理全套的货币政策。这个60年代提出的观点对于今天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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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