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时代——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2013-10-23 10:10:37

  经济学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同步改革的现实,并小心地对比他们在每一个节点上的胜负。这种比较在2004年达到高潮,“龙象之争”正是源自这一年的西方话语权掌握者对于两个未来的世界级选手评价时所产生的分歧。

  至少在90年代中国从知识界到政界并没有认真研究过印度。印度从80年代开始外包来自于美国的软件产品时,中国的深圳地区正在做“三来一补”的加工工业,这些产品有服装与玩具。现任的印度总理辛格在那时正担任财政部长,他决定,印度需要解除国家的企业管制,推进改革。1993年,中国则发起了规模更大的一轮经济改革。

  龙象同步崛起并不是秘密,都是基于对于90年代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发展趋势的统一认识。集体主义生产自二战后因为苏联奇迹而获取了经济认识上的合法性,终于在90年代终结。随后印度放松了对于企业的管制,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国有经济改革,朱镕基政府强有力的国企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数次冲突牵制了国内发展的精力,中国则一心一意谋发展,在太平洋西岸创造了经济奇迹。

  在研究中国经济黄金年代起步的路径时,比较中印的模式,是为了说明二者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的起点有着一样的性质。“苏东剧变”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终结,对于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来说,它正好帮助放下了身上几十年的意识形态重担。而自1870年到今天的几次全球发展高峰均表明,狂飙年代是思想开明年代,低落年代是意识形态枷锁上紧的时代。辛格政府与朱镕基政府均是两个发展中国家在挥别历史负担后锐意进取的政府。通过WTO的国际法则吸纳现有经济体系中的政治因素,将国内政治制度外化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实现了国家的有效开放。在这一点上,中国比印度走得更快更前卫。

  几次全球化运动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意外吃到了国际政治红利——对集体主义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的纠正与放弃,并换得了一段黄金发展期。中国在21世纪初已经看到了经济体量的质变,印度则是自2004年开始,效仿中国补基础设施的建设课。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是亚洲最早看清中国与印度双引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21世纪就是中国与印度的世纪,在信息技术的背景下,中国与印度都可能走出一条自己独有的道路而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随后,新加坡的第一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均以中国和印度为投资标的,参与了大量的战略投资项目。

  “红利”是晚近经济界常用的一个词语,在能量守恒的自然哲学法则中,红利并不是意外得到的东西,而是因为特殊时代被制约的力量。如果我们找寻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能量,4个红利是必不可少的:国际政治红利、人口红利,还有两个是土地红利、制度红利。前两个红利均已享受完成,后两个红利中,土地红利正在享受,制度红利仍在储备中。最后一个红利则是中国经济最终超越美国的最后一节动力。

  中国的东南大生产中,外包全球的基础竞争条件之一就是人口红利。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的人口膨胀与生产力压制下,使个人劳动估值过低;改革开放后它反而成为中国追赶战略中的竞争利器。美国的保守主义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在90年代中后期,中国华南的工人一年只有730美元的人平均工资,而美国本土的一名工人一年要拿走29 000美元,英国的一名工人一年也要拿走24 000美元,德国更高,一名工人一年是30 000多美元。打破国界的生产无论如何也会自动把订单配置给730美元工资的生产国。那些来自于中国内地庞大的打工妹与打工仔群体,在东南沿海获得的这些收入就可以汇入到内地的家中去,用这种方式帮助中国经济有机实现了收入上的不平衡。庞大的工人群体可以找到一份工作,实现温饱,追求安全,并且在几十年后成为新的工业城市中的一名公民。19世纪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的生产线上曾经也出现了这样的劳动力演变规律。中国自1949年后真正的产业工人出现始自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自由工资、自由定义、自由流动、自由发展,这是生产力中劳动力的最佳配置模式。它们在地理与工厂的分布范围内不断寻找着最佳的配置并不断提升自我价值。低工资的劳动者一定是低产出的劳动者,因为它们并不是训练有素且有先进生产工具的成熟产业工人,他们更多地是来自于有限土地上的多余劳动力。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他们的工资也会不断提高,直到有一天,人口红利吃光后外延式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为止。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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