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谍中谍3》的电影布景

　　2006年，美国大片《 谍中谍3》在中国上演。

　　这仍然是好莱坞文化武器的传统模式,为了国家的利益,汤姆-克鲁斯最终以个人英雄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当然,仍然是好莱坞一成不变的结尾:男主人公与他喜欢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谍3中的上海情节部分:那个关乎美国国家利益的“兔脚”，放在上海浦东的一栋摩天大楼中的研究所里。克鲁斯的妻子也被国际性地绑票到了上海,在一家陈旧的江南小屋中。这部电影中，上海提供了两个意象:一个是浦东的繁华夜景,一个是上海城市化浪潮边际的江南水乡残迹。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文化是全球化的最强特征，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好莱坞了。美国大片往往是另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外国城市来作为电影故事的海外情节延伸,看似是一个剧本中无心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上海在谍3中的情景,只是一次偶然的出现,但其影射的必然结果是——远东中国的复兴。在欧美中心论的文化与政治关照中,中国已经进入主流的视野。这样的选择,正是一个远东新时代自信心复苏的文化符号。中国自这个时候起，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电影情节，是他们构思中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当2010年，哥本哈根大会开始前全球流行的《2012》播放时，四川的卓明成为制造拯救人类诺亚方舟的地方。中国成为全球拯救的符号，完全在环境主义的时代获得了认同。

　　传媒研究者往往会问：电影是一种娱乐形式还是一种媒体?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

　　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就是电影大规模工业化前,它确实是一种媒体。实际上,电影现在仍然有挥之不去的媒体功能：文化的跨国界传播与政治经济的符号化折射，电影都是重要角色。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影海外情节地多是伦敦、巴黎这样的欧洲传统城市。二战结束后的冷战年代,故事情节发生地的选择与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和传统政治关系不无关系。微妙的是,60年代，当日本经济崛起后,东京便在远东地区取代了旧上海成为西方电影中的情节组成部分。美国在70年代的很多电影中,都有东京作为故事发生地的情节。80年代,台北和香港是好莱坞无意识中流露出的关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文化符号。

　　当台北和香港是美国电影中的必然情节时,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仍然生活在一种城市的自卑心理中。我们在80年代那样的经济环境中,无法获知自已所在城市是否代表着一种强势的现代文化符号。一旦这样一个符号出现,就意味着一个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地位的确认。台湾歌手孟庭苇的歌曲中可以唱《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在台北这样一个陈旧的城市里,人们觉得可以习以为常；如果是冬季到石家庄来看雨,今天阅读这本书的读者仍然会觉得是一句很别扭的歌词。这种感觉,正是一种城市与国民经济信心是否可以确立的尺度。

　　彼得-德鲁克在《 旁观者》中有一章专门写到了弗洛伊德,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贫穷官能症”。德鲁克说,那时，维也纳作为一个城市在欧洲刚刚兴起时,人们在一起从来避免谈关于钱的话题。这种虚伪的感觉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尚不自信的文化掩饰。在今天的东欧与中国的西部地区,人们的身上依然有强烈的“贫穷官能症”。

　　中国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经济开放运动,可以看做为儒家实用主义的全球化胜利。经历了高速发展,中国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在这一点上,上海比印度孟买有更强的自信心。2004~2006年时，上海是西方媒体中的梦想之都，它代表的中国经济符号是远东复苏的象征,我宁愿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我至今记得,2003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的标题是《 年轻人,到东方去吧》，我把它视做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经济指向，这与谍中谍3以上海为内容构成部分是一脉相承的认识。

　　跨越这一历史时期的一代人,也许没有这一历史时期后出生的下一代人自信,因为,当谍中谍3的主人公飞越过有工商银行标志的上海摩天楼时,这一自信心早已确立。而台北和香港,正在成为像当年西贡一样的怀旧城市，尤其是台北，在美国的电影话语中作为一个符号,正在不断地被边缘化，成为一个普通的甚至自卑城市。

　　电影与摇滚乐常常被看做是一个国家经济内涵超前预测的符号。他们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魂灵,一个颓废的摇滚歌手唱出环保主义的歌曲时,也许在10年后,这个国家将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方。同样,一部电影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作为它的情节延伸的一个部分时,这个城市有各种选项,但最终入选的是一个像上海这样重新成为远东符号的地方。

　　以2006年的谍中谍3为起点，即使考虑到金融危机，到2016年，美国的很多大片将会把孟买这样的城市作为同样像上海一样的布景地。

本文摘自《狂飙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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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从郎顾公案引发的对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在中国经济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变革，这一宽容的改革争论在党的17大报告中结尾，中国将继续改革，但以统筹社会发展、开始战略转型的新思想提出却始于这一改革讨论的结果。改革争论后，国进民退与中国的经济30年转型是这十年破题的，但在未来10-20年将成为新愿景的开始。全书共23章，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的中国改革、电信业样本、911的战略时机、全球工厂、中产阶级的上升与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币大课题、郎顾公案、改革争论、全球化镜像下的资本市场、楼市泡沫、中美新较量、放大的石油与海权、全球金融危机观察等章节。
　　本书始终把中国的黄金十年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来关照，用理性的分析来步步解析这样一个伟大的样本，减少事实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