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的思考：一个有关进展、波折、热潮和流行的故事（3）
20世纪80年代早期，结构主义学者曾试图通过修改和调整发展经济学，使之更符合贫穷国家的实际现状，以此应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Taylor，1983，1991）。他们从英国剑桥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获得启发，并努力使得结构主义最初的一些发现与严谨的经济学分析的最新进展相一致。近几年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奥坎波和泰勒（OcampoandTaylor，1998）、杜特和罗斯（DuttandRoss，2003）以及奥坎波（Ocampo，2009）等。泰勒独特的“新结构主义”被吉布森（Gibson，2003）称为“迟到的结构主义”，获得了相当多的关注。但该理论仍无法与当时主导政策界的“新的”新古典主义学说真正同台竞技，这进一步宣告了自由市场方式的胜利，同时也将发展思想集中到华盛顿共识所建议的政策上。
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将其表述为“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强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这里的三大思想是宏观经济学训练，市场经济，以及对世界市场开放（至少对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些想法早已被奉为OECD国家的正统理论，但也存在一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声称发展中国家来自不同的世界，使得它们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获益：（a）通货膨胀（可以收获通货膨胀税和扩大投资）；（b）在发动工业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c）进口替代。而华盛顿共识称这种隔离时代已经结束。”
这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吗，或者只是另一波发展热潮？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增长、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方面，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而，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Easterly，2001）。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快也变得极具争议。有些人甚至注意到：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总是持有不同意见，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什么共识。反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高收入国家和多边组织不应为世界设置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
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的政策议程也有不满。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方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注意到，在方案的设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今天，很多人在心中都意识到，如果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将压过短期的经济成果。例如，由于取消补贴，印尼的骚乱所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轻微的财政状况改善。”(Stiglitz，2003，p.35)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关于改革的后果的一致看法是，事情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料。即使最为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一直低于预期。……不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成功的案例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被证明不适合处理这一大陆所卷入的日益严重的公共医疗危机。”(Rodrik，2006，p.974)
许多评论家认为华盛顿共识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资本账户自由化（威廉姆森称自己已有意将这个选项从他的列表中剔除）、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或小政府（政府不必管福利提供和收入再分配）。但它未能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它倡导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其中有一些制度甚至有可能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战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多种层面的扭曲，需要逐步通过转型摆脱这些次优、再次优，以及再再次优的情形。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中存在的协调与外部性问题。
另一个与之相关但另辟蹊径的发展思想是由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建立的新制度经济学（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1994）。它强调产权、良好的治理、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制度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内容视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它的理论基础是承认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且交易有各种存在缺陷的可选方案，必须将这些都考虑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这是一个试图使用经济学的语言和工具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学说。
他们认为制度有四个层次：第一层，由深入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所组成；第二层，正式规则得以确立，司法秩序中最强的组成部分是一国的宪法；第三层，治理或正式规则得到实施，经常在第二层制度运行失效的情况下启用，这也是经济个体正式交往并签订合同的层次，其关键作用是“创造秩序，从而减轻冲突并实现互利共赢”（Williamson，2000，p.599）。最后是第四层，即市场层次，也是交易实际发生和价格随之调整的层次。
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交易成本的起源和重要性，以及设计规则以确保商业激励的必要性。但它也提出建议，只有持续的（通常也是缓慢的）“软件”基础设施投资才能使市场正常运行。它的主要缺点是其经济发展方法太宽泛，这将导致的刚性的政策建议：它的建议太过于基本和琐碎，使得缺乏资源、能力和时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知所措。
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教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它不是用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其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改革重点过于局限在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扩张和增长。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扩张这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存在唯一的通用法则。……[我们]需要从公式中摆脱出来，寻求难以捉摸的‘最佳实践’”（世界银行，2005，p.xiii）。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
发明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将其表述为“对大多数在华盛顿的人关于拉美（并非所有国家）在1989年（并非任何时候）该如何作为的各种主张的总结”，但它很快被认为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强加于那些不幸国家，并使这些国家走向危机和痛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这里的三大思想是宏观经济学训练，市场经济，以及对世界市场开放（至少对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些想法早已被奉为OECD国家的正统理论，但也存在一种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声称发展中国家来自不同的世界，使得它们能从以下三个方面获益：（a）通货膨胀（可以收获通货膨胀税和扩大投资）；（b）在发动工业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c）进口替代。而华盛顿共识称这种隔离时代已经结束。”
这真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吗，或者只是另一波发展热潮？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在增长、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方面，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而，一些经济学家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Easterly，2001）。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很快也变得极具争议。有些人甚至注意到：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总是持有不同意见，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什么共识。反全球化的批评者认为：高收入国家和多边组织不应为世界设置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
即使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新的政策议程也有不满。在基于华盛顿共识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方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注意到，在方案的设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今天，很多人在心中都意识到，如果社会安全网没有建立，由此带来的社会后果将压过短期的经济成果。例如，由于取消补贴，印尼的骚乱所带来的损失将远远超过轻微的财政状况改善。”(Stiglitz，2003，p.35)丹尼-罗德里克指出：“关于改革的后果的一致看法是，事情的结果往往超出我们的预料。即使最为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一直低于预期。……不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成功的案例不多见，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也被证明不适合处理这一大陆所卷入的日益严重的公共医疗危机。”(Rodrik，2006，p.974)
许多评论家认为华盛顿共识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如资本账户自由化（威廉姆森称自己已有意将这个选项从他的列表中剔除）、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经济学或小政府（政府不必管福利提供和收入再分配）。但它未能达成目标的主要原因是：它倡导了一系列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其中有一些制度甚至有可能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不是一个有效的经济战略，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多种层面的扭曲，需要逐步通过转型摆脱这些次优、再次优，以及再再次优的情形。华盛顿共识的框架也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中存在的协调与外部性问题。
另一个与之相关但另辟蹊径的发展思想是由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思建立的新制度经济学（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1994）。它强调产权、良好的治理、有利的商业环境和其他制度的重要性，并将这些内容视为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它的理论基础是承认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且交易有各种存在缺陷的可选方案，必须将这些都考虑在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这是一个试图使用经济学的语言和工具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和演化的学说。
他们认为制度有四个层次：第一层，由深入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如传统、习俗、价值观和宗教）所组成；第二层，正式规则得以确立，司法秩序中最强的组成部分是一国的宪法；第三层，治理或正式规则得到实施，经常在第二层制度运行失效的情况下启用，这也是经济个体正式交往并签订合同的层次，其关键作用是“创造秩序，从而减轻冲突并实现互利共赢”（Williamson，2000，p.599）。最后是第四层，即市场层次，也是交易实际发生和价格随之调整的层次。
新制度经济学探讨了交易成本的起源和重要性，以及设计规则以确保商业激励的必要性。但它也提出建议，只有持续的（通常也是缓慢的）“软件”基础设施投资才能使市场正常运行。它的主要缺点是其经济发展方法太宽泛，这将导致的刚性的政策建议：它的建议太过于基本和琐碎，使得缺乏资源、能力和时间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不知所措。
在一份关于20世纪90年代教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中，世界银行强调了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并认识到它不是用简单的公式就能解决的。其中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改革重点过于局限在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能力扩张和增长。虽然它们致力于更好地利用现有能力，以建立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它们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来扩张这种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不存在唯一的通用法则。……[我们]需要从公式中摆脱出来，寻求难以捉摸的‘最佳实践’”（世界银行，2005，p.xiii）。
本文摘自《繁荣的求索》
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