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3次国内革命战争无论被何种名义的政党领导，其主体只能是为了实现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而无数次付诸武力的农民，战后建立的也只能是农民平均占有村内土地的“小有产者”社会。从此，源于西方19世纪阶级政治经验的经典意识形态，在中国也就只能漂泊--不仅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摆脱不了这个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农民小资”国家的基本属性约束，而且政府无论走何种工业化道路，都势必面临与数亿分散的小农之间的“交易费用”过大的历史困局。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1949-1950年初的通胀和经济萧条很严重，但为什么没有被本书列入新中国60年的8次危机？因为性质不同：1929-1933年席卷西方的大危机，不仅终结了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而且在1935年连带改变了中国的币制，造成1937-1949年的长期通胀，与之相呼应的是日本侵华战争……1949年的政治变迁恢复了传统的小农村社制度，客观上未能在城市改变长达13年的民国通胀危机之延续。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1949年以来，历经4年“民族资本主义”和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连续9年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方面史无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构建了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却不在制度成本，而在于这种成本因何爆发和向何处转嫁。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的地缘战略控制基本完成。同一时期，第三世界国家全面解放殖民地的斗争和受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控制地区的反抗风起云涌。对此，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使用的是形式不同但性质相同的极端手段--其一使用CIA制造军人独裁政权；其二则是军事镇压东欧民主运动和激化中苏边界冲突……与之对立的是第三世界广泛接受“毛式”自力更生、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这恰和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争取民权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得益彰。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1971年可被称为西方世界的“金融资本主义元年”：美国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产业资本开始外移，其汇回资产收益促使国内经济向金融服务业作结构升级。同年，不可能进入金融化、停滞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苏联把小型核武器配置给中国边界沿线驻军，中国则启动“乒乓外交”重构与西方关系。同期，日本产业对东亚的“雁阵式”扩散全面开始，“四小龙”和“四小虎”造就的东亚奇迹对中国起到了榜样作用。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与五十年代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形成的巨大成本向农村转嫁的情形并无二致，20世纪70年代国家连续通过负债引入西方设备促进工业结构调整的举措也如影随形地产生了巨大制度成本：国家债务演化为财政赤字，连续几年突破百亿，造成投资下降，导致1974年的城市就业危机，路径依赖地向农村集体转嫁危机代价--第三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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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