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在于外资和外援中辍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

　　中国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从19世纪70年代的“洋务运动”至21世纪的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深受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1949年之后当代中国发生的两轮工业化，都因处于二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传统产业转移的国际大潮之中，而获得了空前机遇。其间的重大转折在于：中国在20世纪五十年代因朝鲜战争承接的是苏联的军重工业转移，而七十年代以后向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开放，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争霸导致中国在亚太领域中的地缘战略地位上升的机会，完成了对以往“偏军重”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工业化的独特性在于，当20世纪五十年代末第一次外国投资中辍，中国并没有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出现工业化完全中断；虽然诱发人道主义灾难，但也历史性地实现了“去依附”--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

　　由此，本书对中国的发展经验的研究，就多了一个更为深刻的思考角度--既然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何以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而免于堕入“发展陷阱”？

　　尽管，在世界“大势”上西方与东方的判断异曲同工--像沃勒斯坦这样的西方学者关于“核心、半边缘、边缘国家”之间成本-收益分配的理论解释，和东方世界的毛泽东六、七十年代所作的“三个世界”的判断，在本质上基本相同，都是对发达国家可以借由主导制度建构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这个规律的实事求是的描述和概括。不过，在一任又一任的东方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中，有一个要点很少被西方主流学者纳入研究视野，那就是中国如何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为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

　　因为，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各有自己“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任何在资本极度稀缺条件下追求工业化的后发国家都不得不采行事实上的“亲资本”政策。长期以来，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利益代表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远大于乡村。即使个别时候中央政府的乡村政策取向是积极的，也会在各种部门利用改革机遇已经公开、半公开地代表产业资本集团利益的制度变迁的客观约束下，很难落实。

　　如果人们以世界城市化率平均50%作为中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标志，那么，当中国城市化率实实在在地突破50%的时候，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不能再依靠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条件，向乡土社会转嫁城市资本经济危机代价的标志--表明中国此后的城市危机只能爆发在城市，并且危机代价也集中在城市“硬着陆”……

　　诚然，人们--无论多么伟大的政治家、深邃的思想家--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只能是在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下随着经验教训的不断增加而逐步深入。如果说，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那几十年里，人们对于危机的发生规律及化解还属于被动应对、简单认识的话，那么最近的2008-2009年危机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主动推行惠农政策的同时，加大投入财政资金，有可能将农村打造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

　　有鉴于此，中国对经济危机从被动到主动的应对，以及“三农”的作用及其受到的影响，是本书所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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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