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2008-2009年：第二次输入型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后发生的第二次典型的输入型危机面前，经济体系对外需波动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自不待言；值得庆幸的是，中央政府此前和同期在“三农”领域的大量投入，恰似为这驾在失衡中疾驰的经济“马车”铺就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中国是在连续几年加强三农投入的坚实基础上，才具备使危机“软着陆”的条件。

　　1.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应对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引发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立即就对中国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使长期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出口对中国GDP的拉动从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王建，2008）王建：《关注增长与通胀格局的转变点》，《宏观经济管理》，2008年第8期。，生产者价格指数（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时的8.1%，而2008年国内CPI月度最高也达到8.7%。这使长期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中国经济立即受到影响，加之国内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2008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下降到9%，尽管仍然保持在高位，但与前几年相比已经呈现出趋向萧条的态势。

　　总体来看，面对本轮全球经济危机输入型的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表现得信心十足，在世界舞台上进退裕如。也许，正是由于中国此前已经未雨绸缪地进行了宏观调控和新农村建设，因此算是一次更有准备、更有基础的应对。

　　直接来看，此次输入型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同样是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着力。

　　与应对上次输入型危机相同的是，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资4万亿元（其中中央安排1.18万亿元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投入及所带动的地方和社会资金的总投资规模就达到4000亿元。从2008年8月-2009年12月，中央政府连续7次发出文件调高相关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试图以此弱化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的冲击。

　　2.农村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亦即，在2008年遭遇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外需下降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经成规模地加大包括新农村建设在内的国债投资了！

　　虽然，2005年中央政府采取对中部和农村增加投入的政策，是对国家“十一五”提出的指导性建议，其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却正在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

　　虽然这些政府措施从提出起就遭遇很多激进学者的批评，但连续几年的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还是“单兵推进”地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其客观效果，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这点尤为重要。

本文摘自《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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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