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分子最倒霉

　　收入差距的新视角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引发治安问题，特别是穷人衣食无着，会铤而走险。但一般并不表现为官民冲突，也不会是群体事件。当前社会治安案件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并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因为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家庭分离，商业社会言利少义，治安恶化并不出乎意料。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会成为政治问题。现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体的官民冲突，使政府紧张的也是这类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质越来越趋于暴力。它有可能转化成政治事件，导致社会动乱。

　　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质。现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是一货币指标，拿钱的多少作比较。但是大家花钱最后得到的是享受，经济学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钱衡量有很大区别。因为花钱得到享受，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在钱多的时候买到的额外享受，大大低于所花的钱数，完全不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人吃海参鱼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鱼翅要卖三四百元，一碟带肉的菜不过二十几元。二者相差几百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别可说微不足道。一碟蔬菜三四元钱，比肉菜便宜十几元钱，但是所得的享受远比吃肉和吃鱼翅的差别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别，超过吃鱼翅和吃肉的差别，但是钱的差别却相反，吃肉和吃鱼翅所花的钱的差别，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钱的差别。再拿交通来讲，富人花几百万元开奔驰、宝马，穷人花几百元骑脚踏车，汽车比脚踏车走得快，但这个差别远没有钱的差别大。堵车的时候脚踏车还比汽车走得快呢。这充分说明了钱的效用递减，钱所提供的享受递减。在收入低时，一两元钱的差别可超过收入高时几千上万元享受上的差别。一个人少了一两元钱就可能挨饿。吃得饱和吃不饱的差别又远大于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别。这一切都说明，钱多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少，钱少的时候买到的享受很多。拿钱买享受，在钱多的时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现在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比改革开放前小了。改革开放前是吃得饱吃不饱的区别，现在大家都吃饱了，区别在吃鱼翅还是吃肉或吃蔬菜。拿通信来讲，改革开放前只有局级干部才能在家里装电话，现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机。拿穿戴来讲，改革开放前淮河以北的穷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冻得受不了才不得不买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购旧鞋，拿到农村去卖。那时候享受的区别是冬天有没有鞋穿。现在鞋子很便宜，几十元钱就能买一双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钱多，买几千上万元的皮鞋，其额外的享受几乎等于零。再拿彩电来看，过去很少人家有彩电，现在农村每百户的彩电数为99.2台（2008年的调查），可说家家户户都有彩电，连公共汽车里都可看彩电。是不是差别比过去小了？现在的富人花钱买名牌商品，一块表要几万几十万，一个手袋要几千上万；穷人也能买几十元钱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差无几。当然不能说富人钱多一点意义都没有。现在穷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别恐怕是在住的方面。进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几个人的小屋里，有钱人住别墅。改革开放前只有国家领导人才有别墅行宫，部长级干部住得也很拥挤。现在有上千万个富翁住进了别墅，住的差别比过去扩大了很多。向前看，住的差别还很难缩小。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别，而不是钱多钱少的差别。所以国家应该更多注意减少住的差别，帮助最困难的人改善住房条件，方法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补贴，而不是卖经济适用房给普通群众。

　　经济学中的享受是指对物质消费的满足感，而不是从攀比得到的满足感。买几千几万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从炫耀来的攀比满足感。严格讲，攀比的满足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场，就不会有攀比的满足感。为了别人的羡慕而消费是愚蠢的消费。为了别人的福利而消费是聪明的消费。比如买路边小摊的商品，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又帮助摆摊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费。这种消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贪污分子最倒霉。他们贪污得来的钱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处装穷，一点也没享受着，天天还要担心受怕。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都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

　　人们花钱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作比较也许更合理。穷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别远没有货币收入的差别大。改革开放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几元钱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别很大。现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证，享受上的差别可能反而小了。不过货币收入的差别是可以测量的，而享受的差别无法科学地测量。所以我们还不得不用货币的差别来考虑。

　　由于货币在享受上的效用递减，所以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这对全社会有很大的益处。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富人捐钱给低收入者。对富人来讲他们所失甚微，而穷人所得极大。但是这种均贫富的行为万万不可用暴力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穷人的钱去补贴富人。当然，很明显这种政策是不会发生的，但是隐蔽地补贴富人是可能有的。这值得大家密切注意。比如说，为了照顾穷人保持低电价，实际上富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穷人得到的好处。因为富人用电量远超过穷人用电量。结果是拿广大电力用户的钱去更多地补贴了用电量大的富人。这种为了穷人而被富人搭便车的例子比比皆是。本来是想缩小一点贫富差距，结果适得其反。而且这种政策很难纠正，因为表面上这是为了穷人，叫起来振振有词，反对它要冒很大的风险。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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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