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巴第街的教训（2）

　　我们也忽略了白芝浩的其他观点，特别是他认为在强调制定规则的同时，也要重视自由裁量的重要性。首先，白芝浩强调了银行董事要具备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写道：“稳健的商人总能敏锐地辨别出危险人物的可疑立场，他们可以迅速发现腐败交易的蛛丝马迹。”应新添全职副行长的职务，赋予其行政管理权，作为类似永久性财政副部长的角色发挥作用。还应选出顾问委员会，“以引入……一种明智的忧患意识”。

　　其次，白芝浩一再重申，正如他所述，“（英格兰银行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要一直保留大量的银行准备金”。但是他也强调，准备金的规模不应由某些规则自动确立，不应效仿现钞流通的做法依照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进行。“不应将当前其负债的某个确定金额或固定比例提取出来，作为银行应作保留的准备金之用”。理想的中央银行的目标应该是设定“忧患最低点”，除此之外不必更为精确，而“这无论是通过抽象的辩论还是数学运算，均无法令我们洞悉其中奥妙”：

　　（他继续讲道）我们无法指望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信贷是通过周遭环境所生成的一种观点，而且也会因环境而异。信贷的状态……也只能通过尝试和问询得出。同样，无法准确获悉多少数量的“准备金”能让大家高枕无忧；在这一问题上，永远无法达成一致，只有通过不停观察公众的心态，密切关注在准备金数量的各个点位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来做出判断。

　　银行的贴现率也同样不具有可预测性，贴现率是银行对于优质商业票据所作借贷而使用的利率。白芝浩认为，“英格兰银行依照市场汇率相应制定出自己的利率，这……通常是大错特错的”。银行的“第一要务”是利用贴现率“保护国家的终极现金”。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自由裁量权，因为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确定储备金的理想规模。

　　如今，还有这样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里科夫和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约翰-凯就认为，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对我们的金融体系进行标本兼治的结构改革：这里指的是“狭义银行”，而不是要把所有的银行都全盘考虑。我可以看出这些观点中的知性诉求。理论而言，也许若能将大银行由大化小，则会大幅降低杠杆效应以及银行存款接收者和风险承担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这样自然最为理想。但是，与白芝浩相同的是，我更愿意接受现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全盘放弃当前这种“大而不倒”的制度，这背后是中央银行的资助，甚至必要时，还有国库的支持。我们的任务是像白芝浩那样，“充分利用现有银行体系，使其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即便我们只能治标不治本，也要找到最好的权宜之策”。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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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