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合伙关系（1）

　　在第一章余下的内容中，我想就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及其问题进行讨论。首先要提出一个常规性假设，即代表被统治阶级的政府总要优于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正如印度裔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所述，这不仅是因为民主本身就具备优越性，而且还因为代议制政府与专权的政府比较，前者可以更好地对民众不断变化的喜好做出反应，因此与专权政府统治者不同，会少犯严重的错误。如今，有人对西方民主诟病颇多，越来越对西方民主心生绝望，甚至向往中国模式。就是这样的体制造就了中国的经济特区，也缔造了独生子女政策——前者是巨大的成功，而后者也许将是十足的灾难，为此付出的代价将不可估量。

　　一些批评意见也明确指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种种不足。其中最明显的表象便是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下的庞大债务，并且（与以往不同）无法将这些债务主要归咎于战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希腊的政府债务总额在2012年将达到GDP的153%，意大利的这一数字是123%，爱尔兰是113%，葡萄牙是112%，美国是107%，英国则将近88%。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首个采用西方制度的东方国家，它将以占GDP236%的高额债务居于世界首位，这比它20年前的债务水平要高出3倍还多。更令人震惊的是债务与政府收入比，毕竟利息和债券偿还必须从后者而来。

　　现在人们讨论这些债务危机只是从债务本身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毫无建树，无外乎是采取“紧缩”还是“刺激”政策而已。在我看来，债务危机其实是更为严重的制度问题所导致的结果。

　　问题的核心是，公共债务使得当代选民的生活是建立在牺牲无投票权的年轻人和未出生之人的利益这一基础之上。在政府债务方面常引用的数据极具误导性，因为这其中仅仅将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包括在内，这些债券数量的激增，毋庸置疑将会导致现在和未来的就业者为此支付更多的资金，因为即便这些最大的主权债务国可以一直享受当前的低利率，应对这些债务的资金总量势必还会不断增加。但是以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并未包括更大数量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无资金准备的债务状况，例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这类美国最大的福利项目等。

　　为了应对这些计划，有最新数据表明，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与未来的联邦税收，在净现值上的最好可用估值要相差200万亿美元之巨，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债务的近3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并不全面，其中尚未将各州和地方政府的数据考虑在内，这部分资金没有着落的负债还有近38万亿美元。这些惊人数字，表明子孙后代要为当代退休和即将退休的人支付这一大笔资金，子孙后代需遵从当前的法律，在将来寻找资金来为此埋单，这只能通过承受更高的赋税或大幅缩减各类公共开支来加以平衡和补偿。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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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