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下的危机（1）

　　2007年所爆发的金融危机根源就在于过于复杂的政策管制。若对这次危机著书立说，仅仅就其恶性后果则要至少5个章节才能言尽。

　　第一，大型公开上市的银行的管理层受到极大鼓励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这是由于管理层个人财富和收入很大程度上与自己机构的股权和期权相挂钩。实现这一点的最便捷做法，就是将相对于其资本的银行行为规模最大化。在整个西方世界，相对于银行股东权益的资产负债表由此变得洋洋洒洒。何以至此呢？答案在于这是监管政策所公开认可的做法。准确而言，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1988年的协定就允许银行相对于其资本持有大量资产，前提是这些资产应属于低风险资产，例如政府债券。

　　第二，自1996年起，《巴塞尔资本协议》几经修正，允许企业在各自内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有效设立自己的资本要求。在具体实践中，风险权重根据证券评级得出，后来则是通过私人评级机构对结构性金融产品的评级得出。

　　第三，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带领下，中央银行演化出一套极不对等的货币政策理念，即当资产价格突然下跌时，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出面干预，但当资产价格飙升时，则不予理睬，听之任之，前提是只要这种飙升不会影响到对所谓核心通货膨胀的公众预期即可（核心通货膨胀是把能源价格和粮食价格从物价上涨因素中排除，并且完全无法反映出房价中的泡沫情况）。这就是俗称的“格林斯潘对策”，后称“伯南克对策”，就是指美联储会出面干预以提振美国股市，但却不会出面抑制资产泡沫，即只在意消费物价通货膨胀，但出于某种隐晦的原因，对房价通货膨胀却不予理睬。

　　第四，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以提升低收入家庭自有房屋的比例，特别是少数民族家庭更是如此。于是，房利美和房地美这类政府资助企业就极大程度地扭曲了按揭市场。双方出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都觉得此举有利可图。但是却不去从经济角度考虑，财力薄弱的家庭会因此被鼓励在房地产市场上穷其所有，以小搏大，孤注一掷，豪赌一场。

　　第五，比美国更进一步的是中国政府，它斥资相当于数万亿美元的人民币，以防止出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确保中国制造业出口在西方社会能极具竞争力。并非只有中国将自己的经常账户盈余兑换为美元。此举的次级后果就是美国因此获得大量信用额度，这一点始料未及。因为这些盈余国家大多购进的是美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债券，所以这类证券的收益都刻意保持较低水平。由于按揭利率与国债收益紧密挂钩，应运而生的“中美共同体”（此名称源于中美两国这种离奇的经济伙伴关系）则进一步助长了已然出现泡沫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这段危机史中，唯一适用“宽松政策之过”理论的部分，就是市场对信用违约互换这类衍生产品未作监管。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就因此尝到了苦头，其伦敦的衍生产品部门卖出了大量错误定价的保险产品，而这本应属于不可保风险的范畴。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引发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一直被监管的银行才是危机的关键。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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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