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分流的成因（2）

　　社会人际关系受到法治等非个人力量的主导，人人享有财产所有权，享受社会公正、公平（至少理论上如此）。

　　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表明，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首先从“有限权限模式”转为“开放权限模式”。为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必须“制定相应制度，以便精英阶层有可能建立非个人的精英间关系”，然后“为精英阶层创建并保持新的动力，以便在精英阶层内部成功地完全开放权限”。这时，“精英阶层会将个人特权转换为非个人权利……所有精英均被赋予权利构建组织，这里的逻辑关系……已发生改变，从通过特权创租的自然状态逻辑，变为通过准入进行抽租的开放权限逻辑”。

　　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英国从“脆弱的”自然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基础国家”，继而成为“成熟国家”，其特点就是“具备监管、规范、执行陆地财产权的广泛的各类制度，以支持精英阶层之间的非个人交换”。在过渡到开放权限系统之前，精英阶层内部实现法治是三个“门槛条件”之一，其他两个条件分别是精英阶层“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出现永久性的组织形式”以及实现“政治对军队的集中控制”。在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看来，美国和法国革命帮助实现了这种开放权限的决定性突破，革命有助于各类公司的广泛传播，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和政治领域公开竞争的合法化。从英国土地法在11世纪后的变革开始，以19世纪的企业法人法律待遇的变化为高潮，各阶段讨论的焦点都是制度问题。

　　无独有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诸起源》（OriginsofPoliticalOrder）一书中确立了“现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即“强大的国家、国家对于法治的尊崇和全体公民对政府的问责”。这三要素首次统一是在西欧，而英国再次首当其冲（福山对荷兰、丹麦和瑞典能紧随其后也表示赞赏和肯定）。为什么这些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因为，在福山看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特殊发展倾向于削弱扩大的家庭/氏族的重要性。

　　达龙-埃斯莫格卢和詹姆斯-罗宾逊在其著作《国家为何衰落》一书中，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们将埃及社会与17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作了比较：

　　与埃及相比，英国之所以更为富裕，原因在于1688年的……英国……爆发的革命先是改变了英国的政治，继而是其经济。人民通过革命争取到更多的政治权利，而这些权利后来用于增加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机会。结果就是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所有这一切在工业革命中达到高潮。

　　由此看来，英国是世界上首先拥有“包容性”或“多元化”而非“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例如西班牙等其他西欧国家，却并未步英国的后尘。因此，欧洲国家在南北美殖民地的发展结果迥然不同。英国在殖民地输出的是包容制度，而西班牙殖民者则是将自认为“精粹”的攫取型制度强加给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

　　有关帝国的内容也体现出制度讨论和以往文化演绎的不同，这一观点由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首先提出，后经哈佛大学经济史教授大卫-兰德斯完善，认为基督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某种联系。与德国剧作家汉斯-约斯特在剧作《斯拉格特》（Schlageter）中的纳粹不同，听到有世界文化的迹象，我不会立刻拔出左轮手枪，如临大敌，但我会彬彬有礼地提出告诫。有关历史主题的内容很容易被简单归为一些概念和术语，诸如希腊哲学、希伯来戒律、罗马法、基督伦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教义、所谓“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等。但是这里需要仔细权衡，进行考量。其实，没有哪个西方理念会像所谓迫害女巫或共产主义那般可怕，虽然犹太教及基督教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似乎都有可取之处。总之，文化会潜移默化影响规则，而制度是在创造动力。英国人都源自同一文化体系，但会因其是远赴新英格兰还是加入位于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导致行为举止千差万别。我们会发现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在发挥作用，后者则是攫取型制度大行其道。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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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