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巴掌拍不响

　　反腐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反腐败一向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跟企业无关。这样的看法有它的道理。如果政府不腐败，企业绝不会主动搞腐败。所以我国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中都不提反腐败的事。

　　但是反过来看也是对的，如果企业坚决不搞腐败，政府想腐败也没有人去响应，政府也腐败不起来。可见反腐败是两方面的事，既是政府的事，也是企业的事。美国的法律禁止企业行贿，个别企业在中国搞腐败，对中国政府行贿，触犯了法律，被判有罪。相反，这些案件的中国涉案者至今还逍遥法外。由此可见两国法制的巨大区别。

　　严格讲，中国的企业很难抵制政府的腐败，不得不随势顺流，靠腐败来生存，甚至谋取竞争中的优势。企业行贿几百万上千万经常有所耳闻，小则请客吃饭，都是司空见惯。这种广泛性的社会腐败现象，正在腐蚀我们的国家，它不但扭曲资源配置，降低社会的产出，还恶化了收入分配，有百害而无一利。在一些发达国家里，官员接受服务对象的宴请是算贪污腐化，要被追究的。

　　要纠正我国这种广泛性的腐败，必须动员各种力量，民间的、政府的，甚至外国的，一起行动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这对企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它远比环境保护、按章缴税难得多。因为贿赂政府官员能够疏通办事的障碍，降低和政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有时候还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行贿是能够优化企业盈利能力的有效措施。但是从全社会来看，这是降低经济效率，腐蚀道德标准的做法。企业如果不讲社会责任，行贿是它的最优策略，但是如果要讲社会责任，企业必须抵制任何方式的腐败。

　　反腐败的确是企业的一项社会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别人不能替代的一项重大社会责任。企业不是不知道应该反腐败，但是企业反腐败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政府官员索贿，企业予以拒绝，企业要求政府办的事很可能会被刁难，甚至连生存都会受威胁。再说，反腐败也不是某一个企业的事，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见效。单独一个企业冒很大的风险去做一件没多大把握的事，确实太难了。这就是为什么企业的反腐败提不到日程上来的原因。

　　事情得从有可能做的做起，不管多么微小，日积月累就能慢慢起作用。这个办法就是企业要把反腐败放在自己的社会责任上，要教育员工，遵守企业的道德，尽力不搞腐败。企业的财务要透明，钱的去向要有交代，要把抵制腐败写在自己的员工守则上。大企业都有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要负起责任来，不许企业搞腐败。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大多数企业联合起来，展开声势浩大的运动，就能够使企业的反腐败形成一股力量，能够极为有效地帮助政府的反腐败行动。例如，印度的企业联合起来反腐败，他们印制了两万多张面额为零的钞票，上面写着“不许搞腐败”，当政府官员索贿时就把这种钞票给他。企业联合起来和单个企业的力量是完全不同的。当企业联合起来时，双方的博弈形势就起了变化，贪污分子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如果大家不行动，反腐败就遥遥无期。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