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过的坎

　　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却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么多的研究、讨论、调研，统统都在外头兜圈子，谁也不谈所有权。这很奇怪。难道大家都不明白吗？未必。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公有制这顶大帽子吓得大家都不敢越轨。

　　其实，在农业之外，公有制的限制早已突破了。如果没有千千万万个私营企业，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可能成功。私营企业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半边天下。唯独农业，公有制还在起作用，它起的阻碍作用非常明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所有权。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民是什么权利都没有的一个群体。即使挨饿也不能从事公社以外的生产；不能选择工作；不能流动，挨饿也只能在当地饿死，不许出门讨饭；不许自己结社，只能听命于政府；不能改变农民身份；无权像城里人那样享受政府分配的生活用品；农民不能坐飞机，当然更不能出国。大约5年前农民还没有资格考公务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以上这些歧视一个个都被逐步取消了。唯独土地的所有权还在禁区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恢复农民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

　　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是人权的一种。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他本身还不属于他自己，何来对财产的权利。现代社会中的人已经不是奴隶，而是自由人。自由人应该有对财产的所有权。

　　为什么财产权是人权的一种？因为人权的出发点是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每一个人划分一个权利的界限。比如生存权，说的是每个人的生命得到保护，不容他人侵犯。这就避免了个人与个人之间，或政府与个人之间对生存的侵犯。信仰权也一样，各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别人不得干预，从而避免彼此的冲突。个人之间的互相侵犯也需要政府来解决。因为个人是很弱小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一个人的财产被偷了，他自己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报案，请警察局来破案。所以人权的保护问题大部分变成了政府的事。

　　农民可以买一台电视机放在家里，这是他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如果小偷偷了他的电视机，他可以报案，警察局有责任为他立案，侦查破案。这就是财产所有权的体现。但是对农民而言电视机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才是他最重要的财产。而恰恰土地是不让农民拥有的。他们被剥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政府可以随时随地转移土地的所有权，不需要得到农民的同意。或者说，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你去报案，法院是不会受理的。你不得不同意。

　　解放初，斗地主，分田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以为他们具有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过了没几年，搞合作化运动，生产资料都要归公，由队里统一经营。后来搞人民公社，除了一小块自留地，其他的地都归了公。就算自留地也是没有所有权的。到1978年，搞责任制包产到户，各家临时分了一块地，但并不固定，随着人口的变动，地块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所有权归小队集体。农民还是说了不算，没有发言权。由于对土地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发生了公地悲剧，大家只管使用，不管维护，地力下降，有机质减少，而且生产积极性不能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策规定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甚至50年不变。可是所有权还是模糊的。更准确地讲，农民还是没有对土地的所有权。

　　为了解决和所有权相关的问题，政府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再三强调承包制不变，延长承包期，又说要加强土地的流转，又是土地入股，土地可以作抵押，土地可以置换出租，还有小产权制，花样多得眼花缭乱。但是最根本的所有权问题始终避而不谈。而恰恰所有权才是问题的根子。它是绕不过去的。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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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