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跳楼与加薪

　　劳动力市场正在变化

　　2010年，富士康连续有十几个员工跳楼自杀，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也引起企业的自身反思。结果是企业给员工大幅度加薪。对此有人赞成，也有人担忧。到底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待？是与非在哪里？

　　有人担忧的理由是工资这样上涨，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没了。外资会纷纷撤出中国，把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中国发展的势头就会停下来。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短视的，没有看到中国发展的长远目标。我们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从一个欠发达国家提升为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要达到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发生的事正好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它的大方向没有错。

　　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将近一倍，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涨多少。这不是资本家加强了剥削，而是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劳动力供过于求，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情况慢慢变了，开始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市场向有利于劳动力的方向转移，工人因供不应求而增加了他们的谈判地位，所以会发生加薪的事。这些变化不是富士康的老板所能决定的，也不是政府政策能够改变的。这是市场在变。

　　劳动力为什么短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在升级，靠低工资、拼资源的生产方式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是中国的人口结构由于计划生育而发生相当突然的变化。中国人口的抚养比（分子是非劳动力人口数，分母是15～65岁的劳动力人口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几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来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分母劳动人口不断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抚养比降低。可是等这些小孩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变成了劳动力人口，于是会出现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抚养比迅速上升。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个快速的转变初期。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大学招生人数开始减少，许多大学招生达不到目标，各学校都在抢生源。至于小学学校人数减少，并班，关闭小学，一直都在发生着。1980年全国有91万所小学，1.46亿小学生；现在一路下降到30万所，1.0亿学生。而人口从1980年的9.8亿增加到现在的13.3亿。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结构扭曲，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负面效果将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逐渐暴露和加剧。

　　中国将丧失劳动力低廉的优势，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应对的办法不是勉强保持低工资政策，而是专业升级，减少劳动力的使用，靠技术和创新提升企业的附加值比例。这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我们强调的结构调整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产业的升级。工资上涨正好帮助这一变化的实现。

　　应该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站在产业升级的面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产业升级的某些条件。比如讲，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30年前吃不饱的农民，而多半是“80后”的一代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权利，懂得一点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愿，知道自己维权。在技术上也更有条件掌握新工艺。中国的工程师、设计师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环境有条件钻研技术，搞发明创造。我们的制造业早已不同于30年前的状态。过去稍微复杂一点的装备都靠进口，现在不但不进口，装备产品也在出口，有许多技术已经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铁道、数控机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桥梁隧道、复杂建筑，这些技术中国都名列前茅。

　　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应于一个有更多知识，更高技术，更自觉而且有组织性的工人队伍。他们必定会组织自己的工会，争取平等谈判的地位。这一情况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从未出现过的。现在社会需要面对新的政治形势，适应工会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力量的新结构。工会也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有尊重别人利益的立场和态度。

　　提工资的过程必须是渐进的，一方面要帮助这个过程的实现，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于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够实现的。操之过急反而会坏事。特别要注意，光是在薪资上打主意是一个零和游戏。工人多得，投资方就少得。财富不会有净增长。财富增长要靠结构调整，靠创新，靠规模扩大和专业化分工。涨工资是促进这个转变，为转变创造条件。涨工资本身并不能有财富的增长。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两件要紧事，一是财富的生产，二是财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这两件事做好了，经济上就没有大问题。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们天生有矛盾，而是人们认为他们有矛盾，因此，强调效率忽视公平，结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平均主义，大家认为那是公平，其实那是对创造财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没有效率，后来改为市场经济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们获得公平，这是好事。担心加工资丧失竞争力就是只顾效率不顾公平的一种偏向。更何况加工资对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够扩大消费，有助于平衡宏观的需求结构。现在宏观的总需求中消费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资过低有关。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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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