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改革的醒思（2）

　　用几组数字便可说明。一组数字是当国务院下定决心推进海垦体制改革的时候，海南向中央政府提出解决历史欠账的数字是179亿元。179亿对于海南省意味着什么呢？海南省是个小省，2008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完成数额只有145亿元，自身根本无法解决海垦的历史欠账问题。另一组是如果把海垦的社会职能剥离给海南地方，其中仅19万退休职工的医疗保险要实现省级统筹，就需要一次性补齐10年的差额16亿元。单这16亿元就令海南的财政不堪负重！

　　对数字敏感的卫留成很清楚，海南省方面决定请国务院下放海垦管理权，是件负责也是有很大风险的事情。时任海南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曾向《海南日报》记者回忆卫留成当时说过的话：“农垦体制如果不改革，不由地方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发展，将来负担会更重，改革成本会更高，那样我们对不起后人。无论下放前下放后，地方支持农垦发展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能当成是一种负担。“如果不管，平平安安也可以过去，为什么非要揽过来呢？张力夫认为，这说明当时新一届省委、省政府强烈的”特“字意识和体制创新理念，是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然。

　　其实，海垦管理不下放海南，就意味着海南一直不是个完整的省份，农垦的土地与农作物等资源无法纳入海南省的经济发展规划中，这使两者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制约。农垦这架大车不腾飞，海南就无从获得大发展。

　　2007年1月和5月，海南省委省政府两次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希望把海垦下放给海南省全面管理，实现管事、管人和管资产“三统一”，加快农垦和地方在全省“一盘棋”下统筹规划发展。

　　很快，中央政府给予了积极回应：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表态赞成将海垦下放。5月，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回良玉作出批示：“海南农垦管理体制问题，必须尽早有个明确意见，否则事业受损失，地方难稳定，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大。”7月，国务院成立“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开始着手研究海垦的改革。

　　其实关于海南的改革问题，海南省地方政府的作为切中了中央政府的希望。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完成与集体林权制度试点改革的推行，农垦成为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也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客观分析，全国农垦系统占国土面积的3.8%，人口占全国的1%，在粮食、棉花、天然橡胶等战略性资源生产上举足轻重。这个庞大的最后堡垒该何去何从？海垦作为全国第三大农垦，辖区百万人口，地处边陲特区，风险相对可控，试点改革的土壤条件相对好。那么，海垦的改革担负着为全国垦区出一条路的职责。

　　改革，在2007年就这样自上而下地被提上了日程。

本文摘自《改革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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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涉及一百万人口、海南岛四分之一土地面积的宏大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之际，海南农垦，新中国建设史上的贡献者，还在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和历史包袱蹒跚行进。2007年，王一新临危受命，空降“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海南农垦。王一新和他的改革团队一手推动了海南农垦的改革，让一个封闭、落后的“小社会”在短短四年间脱胎换骨，成为下属多家现代企业，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在内的现代农垦集团。作者通过对王一新及海南农垦内外的多次调研采访，根据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了海南农垦波澜壮阔的整个改革历程，系统总结了改革者的理念和方法，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刻画了一个生动的样本，也为下一步的改革提示了某种参考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