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第二波风暴（2）

　　接下来的一场重大事件是2001 年破裂的高科技泡沫。这场危机与其他危机不同，因为它不是由于信贷和杠杆的不合理扩张造成的，而是由于高科技股票的价值被高估造成的。然而，当泡沫破裂时，美联储为了避免经济衰退，降低联邦利率，最后低至1% 。在艾伦·格林斯潘任美联储主席期间，利率一直保持很低，而且持续时间太久。低利率政策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这种繁荣景象在2006 年达到了顶点，2007 年8 月爆发了金融危机，到2008 年10 月，美国楼市发生崩盘，房价暴跌。

　　这场楼市泡沫与普通的房地产泡沫不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合成金融工具和复杂的风险管理工具得到了广泛应用，而这些工具都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设计出来的。这种假说认为金融市场会通过自我调节趋于均衡状态，人们错误地认为这种假说的正确性是普遍的、永恒的，却没有考虑到这些工具的广泛应用对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比如，抵押贷款被转化成了债务抵押债券（CDO），而人们在发明债务抵押债券时假设美国各地的房地产价值不会同时下跌，因此可以通过地域差异来降低风险。事实上，债务抵押债券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繁荣景象，崩溃也同时在全美各地上演，而以前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相似地，复杂的风险管理工具的广泛应用虽然有效地控制了风险，但忽略了一些无法量化的不确定性因素，或者说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在应对危机时显得准备不足。此外，合成金融工具还延伸到了房地产之外的领域。债务抵押债券的数量超过了抵押贷款的数量。结果，楼市崩盘的后果不仅波及次贷市场，还扰乱了整个国际银行体系。所有这一切令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感到震惊，他们都被错误的理论误导了。

　　监管部门对这场危机的处理很糟糕。财长汉克·保尔森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宣布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雷曼兄弟。当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整个体系都陷入了崩溃。不出数日，保尔森不得不改弦更张，动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美国国际集团从事大量信用违约掉期（CDS ）产品的交易，致使其持有的债务抵押债券数量剧增。商业票据市场陷入停滞。同一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一家大型货币市场基金跌破1 美元，依赖于商业票据市场的投资银行难以筹集到运营资金，导致货币市场上的基金纷纷选择逃离。在那个星期结束之前，保尔森不得不向国会申请7 000 亿美元的救助基金，这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

　　为了避免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各国实施了“人工急救”。发达国家的财长们宣布绝不会再让其他足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实际上，政府部门的做法就是用国家信贷替代了已经崩溃的商业信贷。他们的干预再次避免了超级泡沫的破裂。但是，正如我在本书收录的文章中所讲的那样，2008 年的崩溃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政府部门巧妙地采取了两步走的策略。正如一辆汽车打滑时，司机首先要控制好方向盘，让车向打滑的方向顺势运动，以防止侧翻；只有当重新控制了汽车以后，他才可以改变汽车的行驶方向。因此，要纠正信贷与杠杆被过度使用的问题，当局必须首先以担保和主权债务的形式向市场注入大量的国家信贷，以防止金融体系发生崩溃。

　　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当局重新获得了对金融体系的控制，金融市场多多少少恢复了正常运作。但是在超级泡沫的形成期造成的失衡现象并没有得到纠正，金融市场仍然处于严重不均衡状态。最后，虽然国家信贷的注入拯救了金融体系，使其没有在2008 年出现崩溃，但国家信贷遭到了公众的质疑。欧元由于在设计过程中存在一些内生性缺陷，结果成了当前这场危机的“震中”。欧元的设计者们清楚其中的一些缺陷，而另一些缺陷却是在危机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

　　关于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错误的教条、误解和误读。超级泡沫形成期间，很多主流的经济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与现实相去甚远。我没有遵循这些假定，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金融市场的。我的概念框架是在学生时代开始形成的，当时我还没有涉足金融市场。实际上这个框架不是关于金融市场的，它论述的是一个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即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

本文摘自《危机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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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呈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索罗斯对应对金融危机的实时思考，将他的哲学思想与美国、中国、欧洲各国对银行业和金融业进行的结构调整措施相结合，深刻挖掘当前危机的历史根源与现实要素，并呼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应对这场危机。
　　 在描述危机演变历程的同时，索罗斯常提出与美国和欧洲各国所选政策不同的政见，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他对欧元区以及美国未来前景的担忧。索罗斯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这场危机的规模，并认识到人类将面临“非常时期”。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基金经理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索罗斯的分析令人信服。他表示，当前全球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危机带来的最严峻的考验，各个国家应该重塑金融监管环境，共同破除“金融魔鬼”带来的魔咒，抵制人性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