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创始人（4）

　　近700万士兵滞留在中国和东南亚；50多万士兵返回了东京，却遭到国民的冷眼相待，一如那些从后来的一场战争中归来的美国老兵，国民们不希望因看到他们而回想起那个被残酷惊醒的美梦。没有工作，士兵们军装褴褛，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乞讨；抑或加入非法的黑帮团伙，耳朵上戴着铜币。黑帮经营着快速发展的大米、燃油和服装黑市。1946年，人均年收入为17美元。

　　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物资上的匮乏，日本到处弥漫着战败的屈辱。被称为“尤物”的日本女孩与美国大兵同居，以换取美军日用物资供销店里的尼龙制品和罐头。成年人与孩子们争抢美国人从卡车上扔到街道上的口香糖。根据大江健三郎所著的一篇回忆录所述，白糖极其匮乏，闻一闻口香糖包装纸上的味道便可使人兴奋不已。那是一个无比黑暗、法律缺失、让人悲观绝望的时代。太宰治是一位陷入绝望并自怜自哀的小说家和抒情诗人，因那句日本人家喻户晓的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而成了民族偶像。

　　似乎矛盾的是：这也是一个欢腾的时代。原子弹给人的启示稍纵即逝，生活总得过下去。左翼评论家荒正人在1946年2月发表的那篇文章《生命的第二春》，优美地表达出了由这种认识而释放出的生机勃勃的活力：

　　第一次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死刑，接着又被暂缓执行的消息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几近绝望的嫉妒。与其说我嫉妒的是他的才华，不如说是嫉妒他那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上千人甚至十万人中，也没有人拥有他那样的经历……然而，刚刚经历的战败给我们精神上造成的创伤，无论从何种程度上看都丝毫不亚于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前，我们已作好集体自杀的准备。在空袭期间，为了保存宝贵的生命，我们不得不委身于掩体中的某个角落，这些掩体甚至连垃圾箱都不如。数年来，为了一纸代表最高荣誉的应征入伍通知，我们不得不忍痛离开爱人和亲人……那些无法盲从地高喊着“冲呀”为天皇陛下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在一座人间地狱里度过了几千个苦难的日子。

　　回首往事，很明显，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我们见识了地狱，我们认识了天堂，我们聆听了最后的审判，见证了众神的陨落，并亲眼目睹了天与地的形成。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让人难以置信，甚至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更加曲折。

　　尽管井深内心的民族主义与荒正人对这场战争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但是他必然会认同这位评论家关于“充满奇迹的一年”和“第二春”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乐观主义弥漫和百废待兴的时代。

　　1946年到1949年，是索尼公司历史的头四年。在这四年中，这家小公司奋力求得生存，同时也在探求符合井深期望的自有产品。起初，任何诚信赚钱的方法都必须加以认真考虑：所收到的建议从销售甜的味噌汤，到在一片烧毁的房屋场地上建造小型高尔夫球场，不一而足。

　　该公司的第一个创新产品是电饭煲。1946年，一款粗糙的电烤炉十分流行，它可用未漂白的面粉烤制面包。由于食物乃是全国人民的关切，而且电力比燃料使用更方便，井深十分欣赏电饭煲产品的理念。但是，一如往常，他十分憎恶模仿已上市的产品。他转而在木桶底安装了铝丝，制成了电饭煲。如果说这个设计有何巧妙之处，那便是他的理念—大米本身可发挥计时器开关的作用；随着其中的水分蒸发，大米变干，理论上讲，这将会断开金属丝的连接，切断电源。有人知道城外的某个地方销售木桶，井深便安排下属买了一卡车。但是，这个机械装置从不曾可靠地运行过，因此这款电饭煲没有销路。这些没有用武之地的木桶便堆放于索尼早期库房中靠墙的一排架子上。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井深站在这些木桶前回忆道：“我们从千叶市买回100多个这样的木桶，把它们制成了电饭煲。但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买到的大米质量如何。用好的大米，假如你细心一些，蒸出的米饭口感很好。但是，假如大米稍微有些不新鲜，或者大米太潮或太干，那么我们蒸出的米饭便水分很大或米粒碎裂。无论我们尝试多少次，结果总是不理想。这是个十分简单的装置，根本没办法修正！我现在还记得曾经在白木屋的三楼日复一日地吃那些难以下咽的米饭。我们无法把它做成一款成功的产品，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此，所有的木桶就堆放在这里了。”

　　幸运的是，还有收音机可以修。战后，作为收听音乐和世界新闻的渠道，收音机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在轰炸期间，许多收音机都被损坏，且宪兵切断了短波组件，防止人们收听来自美国的宣传。井深的团队把短波线圈重新连接起来，还开发出一种可将中波收音机转变为全波段收音机的适配器。将适配器安装到收音机上，可收听短波波段的国际新闻，断开适配器后，又可收听地方广播。

　　1945年10月6日，记者隆三在日本第二大报纸《朝日新闻》的“蓝色铅笔”专栏中，报道了索尼公司在收音机方面的这一杰作：

　　我们欣喜地知道，即使是最为普通的收音机，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校准收听短波广播。此前曾任早稻田大学科学与工程系讲师的井深大先生—也是教育大臣前田多闻的女婿—业已成立东京电信研究所并开始经营。其办公地点位于日本桥白木屋大厦的三楼；井深先生完全出于非商业目的，通过改装普通的收音机或通过连接适配器来推广使用短波收音机……在不久的将来，当私人广播再次得到许可，并以不同频率进行广播时，传统的收音机通过“旋钮”进行调谐将十分困难。但是，井深先生向我们确保，改装后的装置或安装了他发明的适配器的收音机，在接收新的信号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篇文章透露出了对井深的肯定—“完全出于非商业目的”—部分原因是，该记者是前田多闻的朋友，正是前田多闻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婿。《朝日新闻》当时还只是一份单页报纸，但读者甚众。所以，隆三的专栏文章吸引了大量的顾客：他们腋下夹着收音机来到了白木屋。口彰非常愉快地回忆起这项维修业务：“人们拿来的是些高级的美国收音机。有时，其中的线圈全部被剪除，但是，通常当我们打开这些收音机时，发现聪明的宪兵只是剪断了短波线圈的一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它们重接焊接在一起，收音机便修理完毕，我们就可以收费了。”

本文摘自《奇迹的崛起、帝国的躁动与迷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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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尼从东京轰炸后的废墟中起步，最初只是小作坊，后来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及大众文化的代表，索尼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之一。在《索尼秘史》中，作者约翰R26;内森对索尼公司的传奇故事进行了剖析，掀开了这个曾经是全球最成功、最神秘企业的面纱。他揭秘了索尼公司的那些重大胜利——从彩色电视机到CD机，以及那些灾难性的失败——从Betamax盒式视频录相机到付出重大代价的哥伦比亚影公司收购案；在这些事件中，索尼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现场回放般的细致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