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仅有增长是不足以实现发展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理解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将如何促进发展进程。下面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先讲二者的区别，再讲联系。
增长和发展有何不同呢？这是一个基本区别，如果问题提得尖锐，人们似乎很容易接受。但将二者混淆，即使并不明显，也是发展思路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特点。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和产出有关，尤其与收入总额以及全国产出的真实价值总额有关。相反，经济发展主要关注的根本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增长和发展有区别的中心理念是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即我们追求收入和财富不是为了它们本身，而是要实现我们的其他追求。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财富明显不是我们追求的物品；因为它只是有用而已，只是可以用来换得其他东西罢了。”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能仅仅是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和扩张，它们只是诱人的衍生物——是为了实现其他的追求。我们重视这些追求本身，比如可以自由地做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自由地过我们重视并且值得过的生活。评价发展就必须看它是如何扩大实质自由的。
因此，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明显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毫无关联。事实上，经济增长非常有助于实现经济发展，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经济扩张的成果，即更高的收入和产出所创造的机遇。通过增长加强发展的进程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在与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我们将这一进程称为“增长调和型”发展进程。
当然，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关注环境问题。不可持续的增长可能只是幻想。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释放巨大的力量，通过改善人的能力和自由，不仅可以提高收入，也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应该承认，如果配套公共政策能有效地利用增长成果，那么经济增长将对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更大的影响。
即使经济增长的成就十分显著，人们也不会自动地就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分配上的考虑也不能保持其重要性。但在关注一国人民生活和自由的同时，增长必须具备为所有人带来好处的潜力，因为收入多少决定了人们能否实现繁荣和幸福，并且自由地做自己重视的事情。这一点很好理解，虽然还有更多可说的内容，但二者的基本联系是非常直接的。
还有不那么明显的联系，即经济增长增加了一国的资源，使其可以做必要的事情，比如维护法律秩序、进行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这是经济发展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那些热衷于市场而忽略国家的支持行动的人常常忽略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和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亚当• 斯密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对经济增长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即增加公共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进行了清楚的探讨和强调。
我们的确希望有良好的经济状况和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希望。斯密继续解释说，政治经济的任务就是追求“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活保障，或更确切地说，是使人民有能力为自己提供足够的收入或生活保障；第二，为国家或联邦提供足够的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增加国家可以用于追求公共目标的资源与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私人收入的增加是同等重要的目标。遗憾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即亚当•斯密对于市场经济应该实现哪些目标的讨论本质上并没有倾向任何一方。
二、
实际上，承认经济增长和公共收入扩张之间的联系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收入非常重要，因为不仅内部和外部安全以及法律秩序需要它，而且追求一国有理由追求的目标也需要它，比如良好的公共教育（这一点斯密深有感触）和公共医疗（基于欧洲、美洲和包括亚洲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这一点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
值得指出的是，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公共收入对于实现许多其他的目标也非常重要，比如减少财政赤字和削减公共债务。今天，不论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是欧洲和北美，增长可以带来的结果都应得到强调。欧洲似乎陷入了一个削减财政赤字的困境，其减少公共支出的方式会大幅削弱经济增长，因此使其更难——而不是更容易——减少财政赤字。我个人认为今天欧洲经济政策背后的经济学是很不恰当的，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何时才能从深陷的泥潭中脱身尚不明确。然而，我们目前的主要关注点并不是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和混乱，而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
增长调和型发展可以成为消除贫困、缺失和发展不足的一项重要策略，前提是这一策略的各项要求得到充分理解。经济增长与提高个人执行能力和质量的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总体不平等的状况。因此，增长的“包容性”，即经济增长成果的惠及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利用经济快速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对于追求增长调和型发展也十分关键。
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不仅仅通过提供人民的收入促进发展，也通过创造公共收入而强有力地推动发展。事实上，公共收入往往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比如，印度的情况表明，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7%~9%之间时，公共收入的年增长率通常会更高，在9%~12%之间。目前，根据不变价格计算，印度政府的净税收总额是1990—1991年的四倍多——远远高于经过价格调整后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而制定政策的一些主要挑战就在于这些公共资源的利用，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使用经济增长创造的公共收入。
三、
不仅确保经济增长进程会促进公共部门手中资源的增加，而且必须审慎地分配公共资源来实现发展。极其重要的是，要详细检查公共领域的运行情况，强调对该部门运营的问责制和效率。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最近，我和让•德雷兹在合写一本关于印度经济问题的书——《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几个月后就会出版。我们指出，需要更关注公共支出重点的评估检查以及强化对公共部门的问责。
在这两个方面，印度可以向中国学习。参见阿马蒂亚•森2011年5月12日发表在《纽约书评》的论文《生活质量：印度和中国》。很明显，中国正在更好地利用公共收入促进发展。比如，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政府支出几乎是印度的五倍。当然，中国人口更多，人均收入比印度高，但即使相对来看，中国在医疗领域的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而印度仅占1.4%。这样的对比可以很好地说明了为何中国的医疗成就会远远超过印度。
印度在公共医疗领域相对较低的投入致使全国许多穷人非常依赖私人医生，而许多私人医生几乎未接受过任何医疗培训。因为健康也是“信息不对称”的典型例子，当病人可能不了解医生（尤其是“所谓的医生”）的知识程度及其开的药方的时候，发生诈骗和欺骗的可能性就很大。我于1998年用诺贝尔奖奖金成立了一个公益基金，它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很多案例都是诈骗者利用贫穷病人的无知，欺骗病人用攒下的救命钱交付了治疗费，最后病人却得不到医治。这不仅仅是可耻的剥削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许多地区公共医疗服务的匮乏。
印度正在向依靠私人医疗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以建设公共医疗提供的坚实基础作支撑。而世界上每一个成功的医疗服务转型都以国家公共医疗为基础、以私人医疗为补充，从英国到日本，从中国到巴西，从韩国到哥斯达黎加，无不如此。即使在印度国内，使用私人医疗的辅助设施来丰富一个运作良好的国家公共医疗体系（这在喀拉拉邦获得了成功）和在国家几乎不提供公共医疗设施的情况下依赖私人医疗（在比哈尔、中央邦、拉贾斯坦邦或北方邦是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
现代的学术研究对信息不对称提出了警告，包括试图通过补贴私人医疗来弥补鸿沟，或试图提供私人医疗保险，因为在医患对医疗情况了解程度不同的情况下，追逐利润的市场交易不仅是经济贫困的问题。从大部分衡量生活水平的社会指标来看，比如人均寿命（中国为73.5岁，印度为64.4岁）、婴儿死亡率（中国为17‰，印度为66‰）、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约为7.5年，印度仅为4.4年）和免疫覆盖率（中国儿童接种百白破疫苗的比例为97%，印度仅为66%），中国的情况远远好于印度。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几乎赶上了中国，但印度在使用公共资源提供社会支持和相关的社会指标方面还远远落后于中国。虽然两国的差距背后无疑还有其他因素，但在利用增长成果提供社会支持上的不同似乎是最重要的一点。
四、
这并不是说印度没有取得任何值得骄傲的成绩。印度的民主充满活力，社会大众积极地参与公共讨论，在主要语言群体和区域传统的差异作用下仍能保持团结，公民政府对军队拥有领导权，这些都是印度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视为其发展成功的组成部分。但即使这些成就也不能掩盖印度不够重视发展分配带来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中央决策的问题。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下，政府必须满足公众提出的要求，而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选民的呼声往往盖过了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微弱呼声。在公共政策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决策方面都需要更强调发展的价值，决策时政府不要担心可能会被呼声更高的民众推翻，即使他们不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我们在《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一书中广泛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也探讨了如何加强公共服务的问责和效率。
印度有什么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呢？在此我不谈两国民主的差异，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发展涵盖的范围更广。但我相信印度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政策讨论是非常有益的。举个例子，印度建立了积极的中小学午餐制度，虽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但在一些邦还是获得了成功，比如泰米尔纳德邦。责任和低效问题并没有阻止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儿童的营养状况总体上好于印度，这得益于中国对医疗更为重视（这一点我之前提过了），但全国仍然存在营养不良的地区。中国有理由考虑引入午餐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印度的一些邦在儿童发展的学龄前干预上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中国拥有更多的资源，更致力于实现发展目标，因此也可以在这方面借鉴国际经验，向运行情况良好的印度各邦学习。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机会相互学习。全球经验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利用来促进本国发展。相对于其他原因而言，这一点更突出了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
本文摘自《从增长到发展》
诺贝尔级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增长和发展是不同的，但二者紧密相连。仅有增长不足以实现发展，这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资源促进发展进程。增长和发展之所以不同在于：经济增长速度反映了一个经济体真实收入扩张的速度，它与收入和产出有关；而经济发展所要关注的不是收入和产出，而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其享有的幸福和自由，而可持续的增长和对环境的关注无疑是“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人们不会自然地、平等地共享经济扩张的成果。如何为更广泛的民众带来福祉已经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本书从如何实现利用经济增长带动国民生活水平上升、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而展开，尝试为中国在下一阶段的发展问题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