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1980：一座城市的原罪(3)

　　有关原罪有罪与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果然，走私者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一场打击走私的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场立意明确、思路清晰的行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变了味道。雷厉风行的运动被上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它不仅打击了走私，同时也让温州私营经济有了"秋风萧瑟"的感觉，为"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埋下伏笔。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财富如梦，一朝烟消云散。同样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他们每一步都是行程弥艰，可步履坚稳。

　　与走私的商贩相比，他们的风向更健康、更积极，活得更长久。而且，温州人的神话不仅仅是在温州沸腾的土地上缔造。那些走出温州，在异乡开出经济奇葩的商人，更是温州民营经济中难以割舍的精彩落笔。

　　夏天，代课教师杨介生以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身份，带着300元钱，踏上了只是在电影和照片上领略过风采的上海滩。

　　既然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是注定的目标。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杨介生制订了一个"上海生存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杨介生这样回忆他的上海滩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撼。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可以大有作为。

　　杨介生认为"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必须接近上海文化"。在上海的每天早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他会挤到街头的阅报栏，仔细读一遍《解放日报》、《文汇报》。随后，挤上拥挤的公交车，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企业名录，一家家登门拜访。

　　一般的温州购销员，进门都是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要项目订单。杨介生到一个单位，先不谈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天南地北趣事。国有企业人浮于事，看完报纸无所事事的职工遇到杨介生这样"能侃"的人，自然非常欢迎。聊到尽兴，杨介生不仅能接到订单，更重要的是还能交上上海朋友。

　　一天奔波过后，回到地下室，杨介生会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触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再找一个地方看上海电视新闻。一个半月以后，他不仅为标牌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而且别有收获，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

本文摘自《温州民营经济草根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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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是全国经济热点地区之一，其民营企业特色鲜明，备受关注。本书以编年史的形式，全景记录了温州民营企业1978——1990年的发展之路，既有对经济大势宏观把握的大气磅礴，又有对企业个例成长和企业家心路历程微观考察的细致深入。其中诸多知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生动详实，丰富多彩，对管理前沿的企业家、管理者和创业者，具有多面的启发价值和切实的借鉴意义；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即便是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极富启迪意义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