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设计师行动主义：商标即明星（2）

　　美国作家达斯基（Lorraine Dusky）在《今日美国》（USA Today）的文章里形容这种由个人联结而产生的力量。她看到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暴乱的电视报道，开始怀疑自己用的品牌跟在电视上对着火灾尸体号哭的年轻女孩是否真的有所关联。"我的耐克球鞋真的有错吗？"她写道，"如果耐克坚持给劳工比较好的待遇，那个伤痛欲绝的女孩的父亲可能现在还活着。因为，如果耐克肯这么做，那么其他血汗工厂的业主就会跟进。"这种逻辑可能是跳跃式的--将印度尼西亚民主示威的死伤事件归罪于自己的耐克运动鞋；但是这样的观点确实是必要的，一如达斯斯所言："全球化不只意味着货币及物资的便利流通，更意味着我们必须照顾所有的弟兄姊妹。"

　　但是当反品牌运动的效果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的品牌生活时，他们又呼吁贡献另外的因素，特别是年轻人。反企业运动坐享向时尚和名人借来的无上利益--讽刺的是，这正是向品牌本身所借来的。品牌用金钱打造精致的影像宣传，将品牌烙印在我们脑海中，并借由赞助众所热爱的文化活动打造高洁的形象，因此，它一直沐浴在光辉之中--借用科幻作家斯蒂芬森（Neal Stepheson）所创的词汇，这是"商标光芒"（loglo）。一如政治学者托克维尔的预言，就是这种奇幻的创造物，使我们"为现实世界感到遗憾"--而再也没有比遥远国家的人民受到贫穷与压迫的煎熬更值得我们感到遗憾了。因此在70年代晚期，商标光芒愈盛，社会正义活动却衰退不前；其令人哀痛、毫无营销魅力的作为不再能吸引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以及执迷于闪亮广告美学的媒体。

　　但是今日，由于蓬勃发展的反企业运动人士采用文化反堵的幽默美学，再加上收复街道人士的活力，情况开始改观。由于抗议品牌者的新立场就是像"水蛭般"死缠企业不放，他们确实从商标光芒中取得了始料未及的好处。品牌的光芒太亮，连反对人士都得以享受其光芒。这种危险的品牌化策略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有损于反对运动的政治纯度，不过这种策略显然能吸引众人的注意。反企业活动从广告营销的力量和大众吸引力中汲取能源，再将那股能源朝成功殖民我们日常生活的品牌回掷过去。

　　你可以在许多反企业运动中看到这种柔道策略：邀请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拜访第一世界国家的超级商店--一旁架设无数台摄影机。鲜少新闻台能抵抗这种专为电视设计的事件；瞧瞧，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女工发现，她每天拿两块美元拼死命制造的运动鞋，竟然在旧金山的耐克城一双卖120美元。从1994年起，至少举办过五次让印度尼西亚耐克工厂工人到北美和欧洲参观的活动--因尝试在耐克工厂组织工会而被解雇的苏卡西（Cicih Sukaesih）已经来过三次了，她的旅行是由劳工团体、教会和学校团体联合赞助的。1995年8月，两名盖普裁织工人，来自洪都拉斯的17岁的莫利纳（Claudia Leticia Molina）以及来自萨尔瓦多的18岁的菲拉（Judith Yanira Viera）向数十名盖普店门口的群众发表演说。也许最令人难忘的就是15岁的童工温迪迪亚兹（Wendy Diaz）出现在美国国会前，呼吁消费者正视童工问题了。迪亚兹从13岁开始就在洪都拉斯的工厂缝制凯瑟琳李吉福德出品的裤装。她证实"大约有100名年纪比我还小的人--13、14、15岁，有些才12岁……有时候他们会把我们留下来工作一整晚……工厂领班对我们大吼大叫，要我们工作快一点。有时候他们会把衣服丢到你脸上，抓你或打你……有时候经理会摸女孩子，摸我们的腿，假装是开玩笑。我们有很多人想去上夜校，可是不行，因为他们总是要我们加班。"

　　没有团体比查尔斯克纳汉（Charles Kernaghan）领导的国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更会钻品牌化经济的各种漏洞了。1994到1999年之间五年，该委员会在纽约的三人办公室运用绿色和平风格的媒体策略，比近百年来花下数百万美元的国际工会运动更能吸引大众关注血汗工厂的苦难。正如成衣产业的圣经《女性服饰日报》（Woman's Wear Daily）所写："克纳汉和其反血汗工厂战役炮轰成衣产业滥用劳工的问题，这可谓三角衬衫工厂大火以来影响力最大的一波运动。"该委员会的战绩并非靠游说政府甚或组织劳工打出来的。它所做的就是污毁品牌世界里几个装点得最闪亮的商标。克纳汉的做法很简单：首先挑选美国最卡通化的代表人物，从真实的卡通人物米老鼠到虚拟的卡通人物凯瑟琳李吉福德，然后再制造影像与真实之间的正面冲突。"他们的存活都靠影像，"克纳汉谈到敌对的企业时说，"这给了你控制他们的力量……这些企业都是容易攻击的目标。"

　　克纳汉有文化反堵的天赋。他知道他可以把海外的血汗工厂"推销"给美国媒体--媒体虽然向来恶名昭彰，对劳工和非英语地区的问题有偏见。不过，他所要做的就是避开含糊的劳工法和玄秘的贸易协议，将焦点集中在违反法令的厂牌即可。这套公式使血汗工厂受到《六十分钟》及《20/20》节目以及《纽约时报》的严密审查--最后《硬拷贝》（Hard Copy）甚至派了个小组，协助克纳汉于1997年前往尼加拉瓜血汗工厂实地考察。

　　八卦节目和大胆的劳工团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对立的阵营。我们的文化为名人着迷，若是哪个名人陷入丑闻案，大众就为之骚动。克纳汉掌握的契机就是对商标的疯狂执迷，不只可延伸至商标的打造，更可延伸至商标的毁灭。耐克的血汗工厂之于劳工报道，就像是拳王辛普森的诉讼之于法律程序：都是上佳的题材。而劳工委员会不论好坏（批评者当然说它是坏的），确实是劳工运动的《硬拷贝》，永远都在寻找闪耀的名人殿堂与残酷大街上真实生活之间的交集。

　　克纳汉举出事实数据，说明由迪斯尼成衣、耐克跑鞋、沃尔玛货架和个中要角的个人财富所架构出来的全球化经济，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用统计公式加以换算，以之为利器，像木棍似的四处挥舞。举例而言：中国岳阴（Yue Yen，音译）的耐克工厂所有5万名员工，必须工作整整19年，薪水才能等同耐克一年的营销预算。沃尔玛的年销量总值比海地的全年预算高120倍；迪斯尼首席执行官艾斯纳的时薪是9783美元，而海地员工一小时只赚28美分；一个海地员工要花16年又10个月才能赚到艾斯纳一小时的收入；艾斯纳1996年用来投资股票的1.81亿美元，足够养活他的1.9万位员工加上其家属长达14年。

　　典型的克纳汉做法，就是将《101只斑点狗》（101 Dalmatians）电影里大麦町优渥的生活环境，拿来与缝制迪斯尼卡通人物成衣的海地工人所居住的陋屋互相比较。他说，这些动物的"狗窝"有柔软的床，加热台灯，有随传随到的兽医照料，吃的是牛肉和鸡肉。然而，海地工人却住在疟疾盛行、痢疾传染的茅屋里，睡在吊床上，几乎买不起肉，也没钱看医生。靠着对比品牌生活以及生产现实，克纳汉得以施展他的营销魔术。

　　劳工委员会的活动（并非一般灰暗的劳工集会）对于商标光芒可说是物尽其用。1997年10月，纽约市的游行可资证明：游行从迪斯尼超级旗舰店对面的时代广场开始，沿着第七大道，经过梅西百货（Macy's）的汤米希尔费格橱窗，再走到巴诺书店，最后抵达史坦百货公司（Stern's）。这个"假日良心季"的集会一开始，就可见视觉布景为所有的歌曲及演讲助阵，那就是曼哈顿区最出名的几个商标：天边可见巨型的红色耐克飞扬符号，麦克赛尔（Maxell）老兄坐在躺椅上听"数字音响"，欣赏3D的百老汇《狮子王》，浑然忘我。当UNITE的领袖杰伊梅热（Jay Mazur）大声宣告"血汗工厂卷土重来了，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时，他的头上是高耸的小美人鱼霓虹灯所形成的光圈。另一个由劳工委员会赞助的抗议活动在1999年3月举行，参加者将一只大型的橡胶老鼠放在迪斯尼商店门口。由于克纳汉的招数不要求参与者弃绝流行文化，因此他有很多学生支持者，其中许多人参与集会，亲身投入文化反堵。高中生和大学生穿上毛茸茸的动物装，呼应狂吼文化的卡通美学：6英尺高的粉红猪举的标语牌是"猪反对贪婪"，点心怪兽拿的牌子是"没有正义，就没有点心"。

　　对劳工委员会来说，商标既是目标，也是道具。这也是为何克纳汉在对群众（大学校园、劳工集会游行，或是国际会议）演讲时，他的著名购物袋里从来少不了迪斯尼服饰、凯瑟琳李吉福德的裤子，以及其他知名品牌的行头。他上台的时候，会把薪水单和价格标签拿出来说明，究竟工人制造产品的酬劳与消费者购买时付的钱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他去海地和萨尔瓦多加工出口区访问时，也带着购物袋，他从袋子里拿出许多东西给工人看，其中包括工人自己缝制的产品的价格标签。他在写给艾斯纳的信上，描述了工人惯常的反应：

　　前往海地之前，我去长岛一家沃尔玛，买了几件在海地制造的迪斯尼衣服。我把这些衣服拿给工人看，他们一眼就认出那是出自他们之手的……我拿起一件四号的印第安公主T恤，让他们看沃尔玛的标价是10.97美元。不过，一直要等到我把钱换算成当地货币，172.26海地币，他们才突然一起发出充满震惊、不相信、生气，并且混杂了痛苦和伤心的叫声，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件印第安公主T恤看……每一天，他们都制造几百件的迪斯尼上衣。然而单件的销售价格所值竟等同于他们将近五天的工资！

　　海地迪斯尼工人不可置信的惊叫模样，被克纳汉的同事用摄影机拍摄下来，并剪辑到劳工委员会制作的纪录片《米老鼠到海地》（Mickey Mouse Goes to Haiti）里。这个纪录片在北美和欧洲的几百个学校及社区中心放映过，许多年轻的运动分子都说，这个镜头是促使他们参加全球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关键因素。

本文摘自《向全球品牌统治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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