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门口站出留学机会（1）

    1984年的春天，北京城柳絮漫天。透过那些小小的白色降落伞往上看，还可见蓝天中花花绿绿的风筝。这时，我接到了研究生考试的成绩通知。我花不到一年时间新修的光纤通信专业竟然考了第一名！学校这一年共有两个公派研究生出国留学名额，我想其中一个肯定是我的。尽管还不清楚留学究竟会给我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变化，但可以肯定，一个更广阔、更激动人心的世界将因此出现于我的生命之中。

    出国名额公布的那天，我信心十足地在公布栏里找我的名字，却没有找到。在研究生处一张窄小的办公桌后面，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听着我的申述，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遍我递过去的申请材料。“你在大学阶段没有获得一次三好学生……考试第一名也没有用……你不是代表个人出国的，是代表学校出国的……我们得按规定办事……”我不知道他口中的“我们”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但我明白期盼良久的那扇出国之门已经对我关上了。

    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年初，邓小平南下广东，肯定了深圳的种种经济新现象。中国政府的对外开放战略全面铺开，在民间，一场外表平静而内在汹涌的商业革命也就此掀开序幕。这一年，后来被商业史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就在我身边的北京城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初显繁荣景象，一批先驱企业家纷纷下海创办公司。也是在这一年，苹果电脑公司新发布了麦金托什（Macintosh）家用电脑，比我在中科院半导体所看见的那台苹果Ⅱ还要漂亮。《时代周刊》将其评价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的开始，比尔·盖茨不久也据此为自己的微软公司设定了“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的伟大目标。

    虽说大学时代的我一贯关心时政，但对商业大势的走向还知之甚少。我更无法想象，个人计算机产业这条不起眼的小溪将从此刻起发展成波涛汹涌的大河，10年后自己也将投身其中，并亲身经历它如一场超级雪崩般席卷整个世界的过程。可是现在，我的眼睛只能看见正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公。

    接下来的几天，北京城里的春光依然明媚，可我已经视而不见。那时还不流行“郁闷”这个词，我只知道难过呀！痛心呀！这是什么样的规定和制度？这个学校怎么可以这样？我想要和那个研究生处中年男人口中的“我们”辩论，但我能辩得过“我们”吗？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一贯信奉的“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是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

    可我不想放弃。

    “成功4＋1”之机遇

    很多人说一个人的成功跟机遇有关。当然有关！为什么有些人能得到机遇，而有些人就得不到呢？有些人的机遇好像是老天特意空降到他头上的，这仅仅是运气的成分吗？每个人都需要机遇，我也是如此。如果我当年乖乖接受学校的安排，出国留学的机遇可能就永远地失去了，我也可能永远无法成为如今的我。

    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其实可以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10年以后，人与人就会产生巨大的差别。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的吗？当然不是，

    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只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根据我打听来的结果，教育部对出国名额的要求非常苛刻。研究生考试共6门课，要求每门及格，其中英语还必须在75分以上。这一年的英语考试非常难，后来教育部不得不把75分降到了70分，但即使这样，成绩达标的也还是寥寥无几。像北邮这样的学校，才只有5个学生合格，我考了78.5分，就已是全校第一名。照此推理，其他的学校，特别是那些不如北邮的大学，会不会有很多考生因为外语被刷掉，而空出了用不上的出国名额？如果把研究生关系转到还有出国名额的学校，出国的可能性是不是会重新出现？当我产生这个念头后，心情莫名地变好了，我似乎看见一线光亮从那扇已经关闭的门缝里透出来。

    接下来我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我找来北京市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所有招生手册，一页一页地翻看，寻找哪个学校有公派出国的名额。学校里的公用电话总是排着长队，我跑到实习的半导体所里，用那里的电话给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处打电话。

    “老师，你肯不肯把多余的名额让给我？”

    接电话的人莫名其妙：“你捣什么乱啊？”

    也有怒气冲冲的：“我们自己的学生都不够呢，哪里轮得到你？”

    我面带微笑，声音诚恳，毫不气馁地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打下去，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如果有是否被用掉。

    如此打了三天电话。在第三天的下午3点钟，我终于从电话那头听到了梦想中的回答—“我们还有没用完的出国名额，你可以先来看看。”虽然对方依然是个中年男子，对方的口?里主语依然是“我们”，但在此刻的我听来，这个声音多么宽厚美妙，足以令我终身难忘。

    这位老师叫吴怀仙。这所学校是北京广播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电视业还不发达，作为中国广播电视教育最高学府的北京广播学院（现改名中国传媒大学）远不及后来风光，和当时的北京邮电学院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当时我住在中关村附近，骑自行车去北京广播学院要两个小时。第二天上午，我骑车来到北广研究生处，与吴老师有了下面一番对话。

    “看你的成绩很好，你们北邮应该取你呀！”

    “北邮当然取我。但是，我从小爱看电视爱听广播，未来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为了这项事业，我愿意放弃北邮，来到北广。”

    “照你现在的说法，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又跟出国有关？”

    “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

    “老实说你来有风险，如果教育部不批的话，你不能出国，就必须留在广播学院读书。可是北广没有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你只能取得研究生学历，得不到学位。”

本文摘自《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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