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黄金机遇，但谨防好事办歪

　　我最近两次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会议上有七成的人都在讨论城镇化，为什么大家如此关心城镇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兴奋，因为城镇化背后有重大的潜在内需；第二是担忧，上面种的是“龙种”，但弄不好下面收获的是“跳蚤”。

　　我讲的第一个观点是，新型的城镇化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和持久的增长动力。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引擎。人口对经济增长有两重性，有人做过测算，一方面，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削弱经济增长2～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人口的城镇化会拉动增长3～6个百分点，至少是3个百分点，如果做得好可以是6个百分点。现在美国经济能增长1%或2%就不错了，因为美国的农民太少了，还不足1%。金融危机期间有华人写过一本书，说谁来拯救美国，他的答案是9亿中国农民，因为9亿中国农民有巨大的潜在内需，9亿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会创造巨大的内需。

　　第二，要特别强调的是，人口的数量红利后将是城镇化发展的新红利。人口红利分为三种，一是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二是素质红利或人才红利，三是人口的城镇化红利。人口从农村走向城市过程中的人口城镇化红利，这是最大的红利。克鲁格曼2009年考察中国时指出，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4%。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解决“半城镇化”的需要，是实现平等的新理念。城镇化有三维转换，一维是从农村到城镇的地域转移，一维是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就业转换，现在2.8亿农民工实现了两维转换，但是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居民的市民化转换，特别提出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就是要把两维转换变成三维转换。所以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半城镇化，2.8亿流动人口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庭在农村，收入在城市，根基在农村，这是钟摆式和候鸟式的城镇化。

　　有人专门研究过户口本，户口本上有67项城乡居民不同的待遇，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北京100个考生中就有一个人可以考上清华和北大，山东4000个考生才有一个机会，所以有人挤破头想要北京户口。30年前邓小平教育改革使少量的农村青年通过高考跳农门，今天通过户籍改革可以使大量的农民工市民化；30年前邓小平改革从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从农民开始，今天从城镇化开始，从农民工开始；20年前邓小平南行引发体制内精英下海创业潮，今天主要领导人的南行要激发新一轮的创业潮，带动农民工创业就业，使草根经济大发展；20年前邓小平南行催生一个新企业家阶层崛起，今天主要领导人南行会通过推进城镇化使中等收入阶层壮大。

　　下面我讲进一步深化城镇化配套改革的10条建议。

　　李克强总理最近有两句著名的话，一是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二是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最大的潜力要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必须通过改革。

　　城镇化的改革涉及10项，首先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人说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我不同意，有了户籍没有公共服务，还不是市民。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推进进城农民工和市民在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子女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使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覆盖。

　　第二，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深化住房及保障房制度改革，以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保障性住房为重点，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建立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城镇住房多元化供给体系，使进城转移人口实现定居梦想。

　　第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分类指导，因城而异，因群而异”的原则，分步重点推进解决举家迁徙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实施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依据居住证全覆盖。户籍制度像一堵无形的墙，在人口流动的时代，它阻碍人们迁徙的步履；在追求平等的时代，它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三六九等；在崇尚公平的时代，它按照户籍身份分配着公共资源。

　　第四，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它城镇化很难推进。切实保护好农民土地财产权，完善农民工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程度，加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快于人口城镇化局面。

　　第五，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促进农民工职业培训平台建设，重视农民工职业引导，增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更好融入城市的能力。

　　第六，构建进城人口的创业扶持体系，营造鼓励创业的环境，做好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回归创业工作，让更多通过回归创业的人实现创业梦，把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

　　第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努力使城市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合理确定土地出让收入在不同主体间的分配比例，建立农民工市民化专项转移支付。

　　第八，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城镇化建设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扩大民间资本对城镇化建设的参与程度，多渠道筹集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切实解决城镇化“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第九，深化县市管理体制改革，扩权强县，调整设市标准，增加新的城市，在“做多”城市群的同时，依托现有人口集聚区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使城市总数由现在的600多座到2020年达到1000多座。

　　第十，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制，推动城市群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鼓励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回归创业、就业，让更多的人就地城镇化，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候鸟型”和“钟摆式”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社会代价。

　　同时，城镇化要避免“上面种的是龙种、下面收的是跳蚤”的结果，就要防范五大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辜胜阻　著名经济学家

本文摘自《中国关键十年》

---

　　 未来十年即2013年至2023年，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最宝贵、最关键的十年。面对全球经济政治变局以及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如何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政治结构如何演变，如何适应未来的发展而主动地、自上而下地“重启改革”？
　　主动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不失时机地推动各项改革应是我们在转折时期的首选。主动推进改革显然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应当有改革的顶层设计。
　　本书通过官员、学者以及企业家的思想碰撞，从而为中国重启改革建言献策，讨论大众关心的问题和焦点，以期为中国的未来发展贡献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