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春到江南(3)

　　浙江学者杭世骏，就没有史贻直他们那样的幸运。这位乾隆元年即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官至御史的书呆子，才学过人而又颇有傲骨。当年因主张“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遭至乾隆皇帝的忌恨而被罢归隐。乾隆巡视江南，三次“召见”他。第一次，皇帝问：汝性情改过么？杭回答说：臣老矣，不能改。皇帝当即大怒：“何以老而不死？”第二次，皇帝问：何以为活？杭回答说：臣开旧货摊，买卖破铜烂铁。皇帝大笑，赐书“买卖破铜烂铁”。第三次，皇帝装做没看见，顾左右而言：杭世骏尚未死么？由此而观之，皇帝需要的是百依百顺的奴才，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也不会得到欣赏，而是如破旧扫帚一般，弃置门后。而且，皇帝陛下这么做，从来都觉得理所当然。

　　 “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诗人乾隆用这样的诗句结束了他的南巡之旅。但作为皇帝的乾隆，“大头症”还没有发泄完毕。他并不满足仅仅用诗词来表达自己对江南的眷恋之情，他要用实际行动来彻底发泄那顽不可治的“大头症”。于是，江南四大名园、杭州西湖十景以及其他江南名胜被他搬到了北京和承德，搬进了圆明园，搬进了避暑山庄。

　　朝廷上下，反对南巡的声音不绝于耳。一开始，乾隆皇帝还只是充耳不闻，到了后来，则义正严辞地加以斥责，再到后来，就只有献媚取宠的声音了。在皇帝看来，这不是巡游耗费银两的小事，而是帝王权威的大事。

　　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至苏州，看见一棵双手才可合抱的灵岩梅，赞叹不已。立在身旁的大臣博尔奔察，拔出佩刀做砍树状，皇帝大惊，连问何故，博尔奔察回答说：恨它不生在圆明园，致使皇上远途跋涉，历尽江湖之险。受到臣子如此讽谕，皇帝陛下十分不快。第五次南巡，乾隆打算去湖州游玩。为此，他还为自己找了个借口：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大学士程景伊强烈反对，他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了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经常在皇帝身边的纪昀，也在提示乾隆，东南民众的财力已经枯竭，希望能阻止乾隆的“大头症”继续发作。乾隆皇帝大怒：穷腐书生，也敢议论国家大事！

　　十几年以后，死期将至的乾隆忽然英明起来，对南巡之举作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深刻的反思：

　　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

　　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

　　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注：引自《清史稿·吴熊光传》)

　　作为一国之主宰，能这样反思自己的行为，实属不易，然而，这迟到的反思已于事无补。

　　不过，乾隆皇帝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二百多年以后，江浙等地的大小旅游公司，时刻铭记乾隆皇帝的丰功伟绩，在各旅游景点纷纷打出了乾隆这张“皇牌”。那些具有浓烈“皇帝情结”的旅游者，沿着当年皇帝走过的路线，到皇帝曾经去过的地方游山玩水，不似皇帝，胜似皇帝。旅游公司的商人们在财源广进的时候，对神圣皇帝陛下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也是在二百多年以后，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三流剧作家们，极富想象地把乾隆皇帝和江南美女联系起来，以皇帝泡妞为内容的影视剧由此而充斥银幕荧屏。乾隆六下江南是否为搜罗江南美女？于史并无太多太实的根据。但乾隆皇帝为二十世纪的中华影视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就在乾隆皇帝的南下大军在北京江浙之间穿梭往返，为帝国的河工海塘和农桑事业殚精竭虑的时候，在遥远的大不列颠，英国人却另辟蹊径，走上了机器化生产的康庄大道。

　　织布机上的飞梭越来越快，远远超过了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的穿行速度。织布效率的提高带来了棉纱严重短缺的问题。当时普遍使用的手摇纺纱机只能纺一根纱，五、六名纺纱工纺出来的纱只能供一名织工之用。英国工商界联合组织“伦敦工艺协会”于1760年设立一项特别奖金，重金奖励纺纱机的发明。

　　一个名叫詹姆斯·哈格里弗斯的木匠，有一天不小心碰倒了他妻子的手摇纺纱机，仍在转动的纺轮还能带动直立的纺锤纺纱。偶然的发现让他灵光一闪。他制作一个木架，将多个直立的纺锤置于架上，转动纺轮就可以将多个纺锤带动，可以同时纺纱数根。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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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