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暗流涌动(2)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巡抚和布政使的年薪为白银130两，总督的年薪也不过区区155两，加上全年“养廉银”（注：各地督抚“养廉银”多少不等，两江总督全年为白银三万两，已属最高；云贵总督、陕甘总督为二万两，居其次），满打满算也只有二万两上下，如何交得了“议罪银”？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去犯罪，以更大更凶险的犯罪来“议”皇帝所指控的小罪。

　　七十年代以后，皇上忽然对貌似潘安、颜比宋玉的和珅青睐有加，这位八旗子弟开始把持朝政。和珅的贪欲，即使翻遍世界历史，也难以找到其他的人与之相匹配。帝国的大小官员纷纷发现，如果不向上级官员进行贿赂，就极有可能被挤出官场，甚至还有牢狱之灾。行贿必须受贿，或者贪污。为了使贪污贿赂不至被追查，又必须通过更多的贿赂，去寻找靠山。如此环环相因，贪污和贿赂遂如炽热的烈火，遍燃帝国大地。

　　令人震惊的贪贿大案接连发生。

　　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到任不久，甘肃恢复“捐监”（ 注：为解决粮食欠收问题，清朝允许一些人通过捐粮换取监生资格）的奏请获得皇帝批准。这位王亶望大人，着实“亶”大“望”为！他把粮食折成银两，进行“监生”资格拍卖，每捐银55两即获“监生”资格一名。然后，他向朝廷谎报旱情，编造说“监粮”皆用于赈灾，实际上却把捐纳的银两全部私分，从总督到州县官员人人有份。下面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好处，拼命给王亶望行贿。甘肃省有一多半大小官员，参与了“捐监冒赈”的贪污侵吞活动，时间持续六、七年之久，贪污赈灾白银达七、八百万两。1781年，王亶望在升任浙江巡抚以后，才被检举案发。乾隆皇帝震怒之下，王亶望及同案50余人被处斩，另有50余人被发配。王亶望长子王裘被革去官职，发配伊犁。其他尚且年幼的儿子悉数被捕关押，到12岁时，依次发配。

　　此案尘埃未落，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大案又发……

　　而更大的贪污犯此时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

　　王亶望任职的甘肃省，是大清帝国经济颇为落后的几个省份之一，至乾隆中后期，每年所征地丁银不足30万两。该省又为帝国的地理中心，北控大漠，西制高原，战略位置尤为突出，素为帝国屯兵重所，每年所需兵饷接近300万两，几达全省地丁收入的10倍。因此，甘肃历来是“协饷”（注：清朝省际经费调拨制度，即由相邻省份协济经费，以弥补本省军饷需求之不足）的重点受协对象。为甘肃“协饷”的是相对较为富裕的山西、河南、山东三省。与甘肃情况相似、同样接受外省“协饷”的还有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省份。

　　这种与今人所用的“财政转移支付”颇为相似的财政制度，在二百多年以前显然缺乏足够的技术手段来支持。仅饷银的运输，即令政府官员们头疼不已。在缺乏快捷便利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甘肃的大兵要想花上山东人的银子、西南云贵川地区的大兵要想花上东部江西人的银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合理有效的稽核手段亦未形成，中央政府因此而无法准确掌握各地的财政收支状况。富余的地方不乐意多交，贫穷的省份则希望多要。于是，瞒报、虚报就成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必修课。到了后来，户部只好武断而强行规定，地方政府的每一笔开销都必须上报中央经查证以后方可开支。这好像加强了监管却又导致了公文往来繁复，案牍成灾，事倍功半，细小的事务有时一拖数年，一些要务得不到及时的批复。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上报公文，更是令户部的官员们哭笑不得——派若干丁勇守卫大桥用银48两；支付水手工酬105两；寡妇津贴12两……

　　如此纷繁琐碎甚至有些无聊的公文，自然不能烦扰圣心，即便有一两件送到皇帝那里，皇帝陛下也不屑一顾。六、七十年代以后，乾隆皇帝已经不再像初继大统时那样恪尽职守，批阅奏折的时间越来越少，官员们偶尔看到的朱批也常常是马马虎虎的“已阅”、“知”、“转呈相关部署”等等极为简单的字样。像康、雍那样富于个性的批语，更是稀见。简简单单的朱批中，大臣们既看不到皇帝的热情和亲密，也看不到皇帝的抱怨和愤怒。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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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