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与英国人的战争(3)

2014-01-23 18:51:17

  武力逼迫之下,琦善只有答应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割香港予英国但保留税收;赔偿英国商人的鸦片损失六百万两;允许英国人与帝国政府直接交往;十天之内重新开放广州。

  协议文本被分别传至各自的政府后,均遭否决,但否决的原因却迥然相异。北京方面认为让与过度,道光皇帝怒斥琦善丧权辱国;而伦敦方面则认为所获太少,与他们原来的期望相差甚远。两国政府作出了几乎相同的决定,撤消各自的指挥官,另择大员取而代之。1841年秋天,战事再起。英国人在攻取广州获得六百万两白银赔偿之后,依然不甘罢休,北上的英国舰队势如破竹,连陷厦门、定海、宁波,在会合了从印度赶来的增援部队之后,继续北上占上海,再溯长江而上占镇江,切断长江和大运河的交通。

  184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秋天,大清帝国有组织的抵抗在英军折兵总数不足百人的情况下即告结束,英国人把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京,在帝国的内河占领了有利的攻击地形,惊慌失措的帝国官员只有战战兢兢地竖起白旗。8月29日,钦差大臣耆英在停泊于长江之上的英国军舰“高华丽”号上,与英国远征军司令朴鼎查签订了那部让数代中国人肝肠寸断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此后又补签的三种附约——《善后章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于大清帝国而言,是典型的战败条约,其中虽然不泛若干具有现代意义的条款,但有太多的条款令国人饱受屈辱。这个给帝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观念以及后代中国都带来了巨大变故的条约,之所以能顺利地得到皇帝的批准并很快换文生效,城下乞盟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帝国官员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以及皇帝陛下以丧权失地之“小节”换取国运存续之“大谋”,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割地赔款,出于战败国之无奈。五口开埠通商,在当时虽然也为迫不得已而允之,然而以今日之视角,并没有太多的屈辱成份。

  道光皇帝和帝国参与谈判的官员认为,英国人追求的无非是商业上的利益,只要贸易得以进行,他们一定不好意思再提出另外的要求,所以在所不惜地将五大通商口岸的诸多主权也一体让与英国人。英国人遂在帝国的土地上驻扎他们的军队,划定不受帝国主权约束的“租界”,建立治外法权。从此,至少在通商五口,英国人就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一样自由自在,成为这片特殊土地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对这些夷人竟然毫无约束能力,即使夷人们胡作非为,也只有望“洋”兴叹。丧权辱国,此为极也!

   在附约中,用心良苦的英国人提出,将来帝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利益,英国人一体均沾,并厚颜无耻地说,这是“用示平允”。对国际外交态势一无所知的帝国官员认为,这一条款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各种外来压力,因而未有任何争议地接受了这一后来被称作“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自此之后,帝国对外交往的主动权彻底丧失,它再也没有办法制订有效的外交政策和任何一国结成同盟,以对抗其他国家,相反,列国则极易在“一体均沾”的驱动下结成同盟,肆无忌惮地侵掠帝国。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为战争以前销毁的鸦片赔偿六百万两白银之外,这个由鸦片贸易引起的战争条约,在鸦片问题上居然没有只字片言。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英国的谈判代表、远征军司令朴鼎查曾经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帝国的谈判代表耆英表示他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处理这个问题的授权,朴鼎查表示他也得到政府的提示,对鸦片问题不能再有强迫之为。英国人因罪恶贸易而发动罪恶战争,必然心虚,英国政府自然也不希望他们的肮脏形诸文字。而大清帝国的官员则认为,鸦片是万恶之源,唯恐避之不及,仿佛一提到鸦片,灾祸就会重新来临。懵懵懂懂的帝国官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放弃了据理力争的机会。

  《南京条约》以及附约中多项丧权辱国之条款,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员们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唯独对两国地位平等、官员往来平行照会、公文之中不得使用“英夷”字样之条款,颇为不安。官僚们不禁发问,“英夷”们对“天朝上国”随意置喙,是何礼仪?令皇帝陛下以及汉人满族官僚们懊恼不已的是,天朝的颜面被“夷人”无情地戳至粉碎,至于战争为什么失败,他们似乎并不想深究。

  英国人以一支几千人的小规模舰队,在帝国的领海和内河或往来如飞,或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以“复仇女神号”为代表的十几艘钢铁军舰,即使在环境恶劣的海域也能保持稳定的航行和足够的作战能力。而帝国漫长的海防线形同虚设,东南沿海的城镇村庄只能在夷人几百门大炮的炮口之下不断地颤栗。手持大刀长矛的帝国兵勇在装备了现代武器的英国士兵面前,更像是一群从蛮荒时代走来的小丑。少量的火器却是不久以前由毫无技术的人员根据200年前的书本制造而成。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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