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请你宣誓”(2)

　　但他不为所动，所做的承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在和各国军火商讨价还价时，经常告诉对方，这是在和未来的政府做生意，将来的政府会给予他们更广阔的利益空间。他出色的口才产生了良好的鼓动效果，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以后，革命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但筹资时所作出的承诺似乎一直不能令人满意地兑现，孙文遂有了“孙大炮”之美名。当然，因为有了革命这样良好的目的，“孙大炮”很容易取得了人们的原谅：

　　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注：美 韦慕庭语）

　　1903年春，去日本留学还不到一年的黄兴返回故乡湖南。已经30岁的黄兴，显然受家乡崇武尚斗之风气影响太深，在日本虽然修学师范专业，却特别注重兵操骑射和学习军事知识，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练习射击。这年年底，黄兴在他的生日宴会上，与同为日本留学归国的陈天华、宋教仁、张继等人，在酒酣耳热之际，商议成立一个反抗现存政权的组织。次年2月2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成立，百余人参加了这个寿命不是很长的革命组织，黄兴毫无争议地被公推为会长。

　　大清帝国的现状，让这批热血沸腾的青年心急如焚。“凡属炎黄种子，急宜奋起图存，誓驱鞑虏出关，否则瓜分之日立至。”黄兴等人当即于华兴会之下，再另设同仇会，联络在湖南享有盛名的哥老会，组织武装暴动。然而，事机不密，暴动尚在筹划当中，即血流成河，黄兴等人仓皇出逃，再次远渡东洋。

　　短命的华兴会没有给人们留下政治纲领方面的文件，但依其行事方式判断，这个于匆忙之间成立又于匆忙之间败散的组织，与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各个小团体一样，没有挣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并认定，只要使用暴力，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与华兴会相比，同年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这个以浙江籍人士为主的组织，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对二百余年以来满洲人在江南地区的各种恶行，进行报复。他们宣称，要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以报往日之深仇。也是光复会成员的鲁迅认为，他的故乡虽非藏污纳垢之地，却是报仇雪耻之乡。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为政治口号的小团体中的多位重要成员皆有严重的帝王思想，他们理解的革命就是单纯的造反，以汉人皇帝取代满族皇帝。将这样的组织冠以现代革命的名号，确实有些牵强。

　　在暗杀团基础上成立的光复会，虽然也和其他的小团体一样，以武装暴动作为他们革命的手段，并且广为联络江南的帮会组织，筹划起义，但他们更热衷于以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暗杀手段，去对付满族权贵。会中领袖人物陶成章效唐朝骆宾王讨武则天之例，先后两次北上京城，要“手刃慈禧”。他还异想天开，密谋在北京开设妓院，“以美人计诱满清贵族，席间下毒，以为一网打尽之计”。巾帼不让须眉的尹锐志、尹维俊姊妹意图炸死清廷要员，携带炸弹潜伏京城竟达一年之久。虽然也有徐锡麟在安庆剌杀恩铭这样可歌可泣的壮举，但带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为，终究反映的是一个团体及其成员的阴暗和自卑心理。

　　如此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与日后成立的同盟会，自然难为融洽。虽然也有部分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同盟会，但大多光复会成员则游离于同盟会之外，其中多位重要成员与声誉日隆的孙文关系紧张，彼此之间，常有攻讦。李燮和指责孙文，常以“诈术待人”，他联络南洋各埠的江浙籍华侨，“罗列孙文罪状十二条，善后办法七条”，送至东京同盟会总部面交黄兴，提议撤销孙文之总理职务。陶成章在东南亚爪哇、新加坡一带立报馆，办杂志，发展会员，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并因筹款问题与孙文发生冲突，遂发布传单，列举孙文罪状三种十四项。徐锡麟则态度坚决地拒绝加入同盟会，其原因竟然是“甚鄙逸先为人”。

　　陶成章于革命成功以后不到一月，被来自革命阵营的子弹击中殒命。这位终生醉心于暗杀的光复会首脑，最终被自己人暗杀，足见中国近代的革命，始终没有摆脱帮会的困扰，从而具有浓重的闹剧成分。

　　1905年夏天，孙文再抵横滨，经日本友人介绍，与黄兴首次会面。在神乐阪凤乐园的酒宴上，孙文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赞同。7月底，一个协力从事反清革命的中国政治组织，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黑龙会会所成立。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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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