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我是谁？

    探讨成都市的城市发展战略，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成都市的城市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好“我是谁”的问题。而用什么样的眼光和视野看待成都，是寻找城市战略突破口的关键所在。欲把握成都，先来了解一下成都的城市底蕴。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版图上，成都自古以来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战略地位，以至于历来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一说。

    在今天的武侯祠仍悬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并深受毛泽东的赞赏。只要稍微查阅一下成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几千年来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所谓“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堪称一个“最不像西部的城市”。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已有的成都的城市定位。围绕着成都的城市定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可谓五花八门，但基本视野没有变化。成都人谈起成都，多少有几分陶醉，但这里的确是一片得天独厚的人间乐土。按照官方的说法，成都在1993年就被国务院定位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商贸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及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但这种提法与近在咫尺的重庆大同小异。后来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成都自己又提出要打造“西部战略高地”的口号。也有很多带有城市推广色彩的说法，像什么“多彩之都”、“美食之都”、“成功之都”等。成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定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这个定位不仅是给成都人自己看的，更是给中国人看的；不仅是给今天看的，更是给明天看的；不仅是功能性的，更是包容性的。那么，究竟应该用一把什么样的尺子来衡量成都的价值和战略地位？成都究竟是巴蜀的成都、四川的成都、西部的成都，还是中国的成都乃至世界的成都？于是，在什么样的坐标上来解读成都，成为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此时，必须跳出成都、跳出西部，从更大范围的城市经济格局的坐标上来定位成都。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已经形成了三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这三大城市圈，面积不到中国的10%、人口不过20%的国土上，却聚集了每年中国新增财富的70%，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实力的创富平台，也是中国城市化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担负着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三大城市群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2/3的西部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中西部的崛起。

    没有西部的城市化，就难以想象中华民族的集体复兴，而西部崛起的关键还在城市。于是，中国的经济格局出现了这样一幅画卷：东部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但决定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点。也就是说，从国家战略出发，东部的城市群做得再好也只是锦上添花，而西部城市群则具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在城市中国这个引弦待发的格局上，幅员辽阔、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须形成新的城市圈作为发力点。在中国城市经济张弓搭箭“3+1” 的新格局下，“3+1”的“1”，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赋予西部的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天时。放眼西部，谁最有条件竞争“1”的角色呢？人们的目光自然落在躁动的成渝经济圈上。

    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背景下，成渝城市圈的战略地位凸显：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起点、西部城市轴的中心，成渝城市圈北拉西北、南带西南、东联华中、西引西藏，是西部最容易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的区域。按照当时的统计，成都与重庆，一个是西南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直辖市，二者的经济总量占西部12省、市、区的1/4。成渝城市圈的人口总数超过6 000万，2002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 473亿元，是西部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成渝城市圈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历来是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战略地位上讲，成渝城市圈在经济总量上远大于可能形成的大武汉城市圈；在战略地位上更强于沿海地区可能形成的辽宁、山东、吉黑、苏西皖南四大新生城市圈。

    相比较而言，西部的另外一个有争做“西部第一城”实力的城市西安，虽然占据西北战略要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也历来是一枝独秀，无人能与之争锋。但是，西安毕竟是陕西省的单核城市，显得势单力薄，终难与成渝相抗衡。由此可见，以重庆和成都为两极的长江上游（成渝）城市圈，最有可能成为启动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取得进入“3+1”格局的入场券。中国经济张弓搭箭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果站在整个中国城市化和城市格局发展态势的层面上去打量成都，既然历史的聚光灯开始眷顾成渝，成都自然没有理由不按照一个更宏伟的目标重新规划。中国经济“3+1”格局的战略平台，给了成都充分的信心和底气

    。成都在这个广阔的平台上对自身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再造。对于杭州、深圳这样的城市来说，无论它们如何发展，都只是所处城市群的二线成员，而成都则很有可能执城市群之牛耳。于是，仿佛一夜之间，原本不起眼的西部二线城市——成都，被放到了一个国家的战略层面上。正是这种战略的高度，给成都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张力。

    在中国经济格局“3+1”的宏观判断下，重新审视成都时可以发现，成都不仅是四川的成都、巴蜀的成都、西部的成都，更是中国的成都。在中国的城市化未来几十年的舞台上，成都注定要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都的历史使命不再是仅仅满足于作为西南区域的经济中心城市，成都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的潜力与优势，真正成为中国东西部经济联动的主力二传手和主传动轴，成为中国西部的支点。

本文摘自《城变——一个中国传统城市的细胞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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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都“破蛹化蝶”的全景呈现，城市再造、战略经营的当代范本，和盘托出一个中国传统城市经历惊世之变中的社会经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