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装箱改变世界》 码头上的拥堵(3)

2014-01-18 21:27:52

    传统上,一个首要的事实决定了码头区的生活,那就是就业非常不稳定。今天可能有一船容易腐烂的货物需要赶紧卸船,于是所有到码头来的工人就都有活儿干了;到了明天,码头上可能又什么活儿都没有。在装卸货物的高峰期,一个港口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在平常的日子里,港口所需要的劳动力要少得多。码头工人、卡车司机和仓库工人被吸引到了一个需要临时劳动力的世界中,而这决定了码头周围的社区形态。

    几乎是在任何地方,码头工人每天早晨都得在一个古老的仪式上为工作而竞争。在美国这叫“shape-up”(挑选临时工);澳大利亚人把这叫做“pick-up”(挑人);英国人给这起了个更形象的名字—“scramble”(抢工)。在大多数地方,这个过程包含了乞求、奉承和回扣,而这一切就为了得到一天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爱丁堡,“将近早上8点钟的时候,工头爬上一个平台,底下等着的人们立刻拥向前去争夺一项糟透了的工作。”苏格兰的码头工人乔治·巴克斯特回忆说。同样的场面也曾出现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他们会雇用一群工人,而你可能在星期二早上7点就到了那个码头上。也许那艘船要在星期二晚上9点才到,但你不敢离开;你被雇来了,但你还没有拿到钱。”在1947年的马赛,码头工人早上6点半就来到了朱丽叶广场。冬天的清晨又冷又暗,他们在那里的人行道上转来转去,直到有工头过来对他想要的人打个手势,被选中的工人就可以钻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等着开工,而剩下的人只能再去寻找别的工头。在旧金山,码头工人是聚集在海港大楼旁边的人行道上;在利物浦,他们聚集在叫做“码头工人之伞”(更正式的名字是“利物浦高架铁道”)的混凝土建筑下面,等着有工头过来拍他们的肩膀。

    挑选临时工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它还是一个贿赂和腐败的诱因。《码头风云》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电影,但是现实生活中,给工头塞钱往往就是得到一份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纽华克的码头工人莫里斯·马尔曼证实,在1953年,因为有一次他拒绝给一个工会官员的“度假基金”出点儿钱,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被雇用过。在新奥尔良,每周两三美元的贿赂是确保下一周有活儿干的标准。强迫工人下赌注是工头从他们那里榨取钱财的另一种手段;没有参加赌钱的工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很难被工头选中。在很多港口,工头通常都还有一项放债的副业。在利物浦的码头上,专门强迫工人借债的工头被称为“gombeenman”(放高利贷者)—这个词语来自爱尔兰语中表示高利贷的“gaimbin”一词。通过借一笔每先令要付3便士利息(对短期的借贷来说就是25%的利息)的债,一个码头工人可能就得到了被雇用的保证,因为他知道,放贷者会从他的工资里抽走还款。

    来自工会和政府的压力渐渐地消除了临时工挑选过程中某些最丑陋的恶行。在美国的太平洋沿岸,雇主在1934年的一次激烈罢工后失去了对雇用过程的控制;从那以后,雇工的顺序就由在工会控制的职业介绍所举行公开抽签来决定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大利亚搬运工协会接管了码头工作的分派,而英国码头工人协会在1947年的成立也根除了抢工现象。在鹿特丹,发生于1945年和1946年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大罢工让雇主们相信,雇用专职的员工要好过雇用临时工;到了1952年,有一半以上的港口工人都成了某一家企业的正式员工。新西兰和法国建立了政府机构来管制码头雇工。在1953年,为了打击码头上的腐败,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共同创立了纽约港码头区委员会,来负责纽约港的工人雇用。

    这些改革促使码头区的就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在战后时期码头劳动大军为数巨大,比如在1951年的纽约,码头工人超过了5.1万人,而在伦敦,仅注册的码头工人就有5万人,但是在这些人当中,没有多少人拥有固定的全职工作。随着临时工挑选仪式的终结,政府和工会试图通过限制劳动力的供应来提高码头工人的收入,尤其是限制那些仅在远离码头的工作落空时才来这里找活儿干的“临时劳动力”。新的规定限制或阻止了过多的人进入码头工人这一行。得到认可的码头工人需要拿到登记簿,而轮船公司和装卸公司只能雇用职业介绍所选定的注册码头工人,禁止雇用其他的任何劳工。已注册的码头工人由职业介绍所根据他们各自的资历来指定雇用级别。雇用首先轮到级别最高的工人—在纽约是“A级”码头工人,在马赛是“职业码头工人”—而在同一级别内是随机挑选;在一天之中,除非所有想工作的高级别码头工人都得到了工作机会,否则低级别的工人就只能等着。政府和工会的期望是,那些不经常在码头上工作的人会找到其他的职业,而留下来的会是一支码头工人的骨干队伍,他们薪资较好且收入还算稳定。

    由于有了新的职业介绍所,码头工人就不必再忍受每天简直是为了工作而战的羞辱。但是,他们的收入仍然是最不稳定的,因为码头对他们的劳务需求变动非常大。在情况最为极端的利物浦,装卸公司在生意繁?时需要的人手是清淡时的两倍。在伦敦,码头工人直到1960年才争取到了退休金计划,而在这之前,年龄超过70岁的工人普遍希望能得到一份轻松的活儿。即使是政府的保障计划可以为找不到工作的码头工人提供补偿,其数额也远远低于正常的工资,更何况很多的码头工人都没有资格享受补偿。在各地主要港口中,只有鹿特丹和汉堡的大多数码头工人可以指望挣到稳定的收入,因为在这两个地方,政府在1948年就保证半临时性的工人可以得到相当于每周轮换5个班次的工资。

本文摘自《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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