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2)

　　“二十一条”是要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但是，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向日本表示，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这为后来山东问题的解决埋下了隐患。

　　（四）中国开始时对实现自己的合理要求寄予希望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欧战即将结束之时，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其中规定的国际盟约不得秘密行事，国无大小一律平等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曾签订了众多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条约，如“二十一条”。每当中国在外交上独立行动时，这些国家即以密约为依据处处限制中国的行动。因此，威尔逊的主张对中国外交显然是有利的。

　　在一战初期，中国并没有参战。随着战争的深入，巨大的伤亡使得交战各方兵源锐减，劳力奇缺，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英法等国的人力资源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摆脱困境，英法等国把目光转向中国，招募华工来解决战争需求。在两年的战争中，中国共派出17万劳工到达法国，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到战争结束，大约2万名劳工战死、累死在欧洲。

　　一战以后的国际环境、中国在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承诺使中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在一战以后重新分配各国利益的巴黎和会上，中方的合理要求会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

　　（五）顾维钧在和会前进行了悉心准备

　　顾维钧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深谋远虑。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敏锐的顾维钧感觉到协约国不久将取得胜利，中国可以借战胜国的机会收回德国在华特权，恢复大国地位。为此，他作了悉心的准备。他在大战结束前就在驻美使馆内成立小组，专门研究与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并将研究报告送交国内，主张应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他还向外交部建议，聘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指导教授约翰R26;穆尔为使馆顾问，借重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国际法知识为参与和会作准备。

　　在被任命为外交团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顾维钧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包括“二十一条”、山东问题、收回租借地等七个问题。此外，他还对国联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顾维钧还专门拜会了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获得了美国政府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

　　（六）和会上激情演讲、据理力争

　　刚到达巴黎，中国代表团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相关提案，但是日本却抢先向和会提出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于事关中国，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和会请中国代表团就此进行说明。中国代表团共由五人组成，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和驻比利时公使魏宸。这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谁来承担这一任务却成了问题。陆徵祥称病无法赴会，王正廷、施肇基均以对山东问题不熟悉为由推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顾维钧没有退让，毅然决定挑起了这一重担。

　　1月28日，经过细致的准备，顾维钧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国组成的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代表中国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作长篇演讲，而面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R26;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这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紧张后，顾维钧随即就充满激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讲中去了。

　　以下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十人会”上发言记录稿的译文（英文原稿见附录）。

　　顾维钧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代表中国把中国山东问题提交大会。他刚才很有兴趣地听取代表几百万人民的英联邦自治领的发言人谈话。而代表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也即四亿中国人说话，这一事实使他感到自身的责任格外重大。

　　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为了不占用“十人会”太多的时间，他愿意只讨论某些大的原则问题。至于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他在提交大会的备忘录里将有全面的阐述。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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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