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6)

　　邓小平同志讲了这番话后，当时在场的美大司司长张毅君马上就感到，邓小平这一番话句句在理，字字真实，有一种来源于事实和逻辑的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使任何遁词都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特使无法反驳这些道理，只能反复强调布什总统虽有意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不能自由施展，希望中方帮忙。应该说，他的这种说法是相当被动的。

　　为了落实原则，打破僵局，使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会见中再次提出了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方案”。主要内容是美国取消对华制裁，中美达成几个大的经贸合作项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美。

　　在这个方案中，要求美国取消制裁是核心。中美关系之不正常是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制裁中国而来。取消制裁，两国关系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中美达成大的经贸合作项目和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问则意味着新的发展和前进。

　　两次访华时的会谈，中方在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上是掌握主动的。最后采纳的解决方案是中方提出来而不是美方提出来的。1989年底，美方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正式答复表示同意“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些行动使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为美国政府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和逐步放宽对华制裁创造了有利气氛。

　　但后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称霸野心膨胀，错误地估计形势，放慢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直到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揽子方案”才终于全部实现。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会见的最后，他告诉美方他已不再担任军委主席，并语重心长地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句话既表现出他对中美关系前景怀有信心，也表现出他估计到搞好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以后的实践表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他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话的轮廓前进的。

　　四、启示

　　中国对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的应对对中国外交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整个过程，邓小平对此问题的处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一）处变不惊

　　小平同志是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们这批人是在中国革命极为艰巨、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经过大风大浪和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无论出现何种险恶的形势，他们都能够处变不惊，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小平同志能够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沉着应对，这来自他对全球形势的全面分析和观察。小平同志指出：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4页。

　　正是由于对于全球形势进行了客观和深刻的分析，相信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迎来了光明。由此可见，处变不惊并非盲目的自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二）把握时机

　　邓小平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考虑方案，不是在7月2日一见斯考克罗夫特时就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提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美方对形势尚在观察之中。在时机不好的时候，再好的建议提出来也白搭，一定要注意掌握时机。经过了几个月，中国国内政局走向稳定日益明显，国际上的对华态度也开始出现部分松动，邓小平在10月10日见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包含四条建议、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揽子方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六四”已过去了几个月，它对中国的形势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中国的政府是稳定的，美方也开始想解决这个问题。接触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提出方案，而方案提出的时机很重要。

本文摘自《钱其琛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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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