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理教育并重,建立自觉纪律(2)

2014-01-03 23:33:28

  二是可以解决法不责众的问题。靠惩戒维护纪律,只在少数人违纪时有效。如果违反纪律的人多了,以致形成一种风气,那惩戒就会失去威慑作用。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不责众。而自觉的纪律建立在多数官兵觉悟的基础上,一般不会出现同时违纪的情况。不但多数人不违纪,而且他们会帮助领导做工作,督促不够自觉的少数人,共同维护部队的纪律。因为在他们看来,维护纪律不仅是领导的职责,而且也是全体官兵共同的义务。大多数人自觉地遵守纪律,坚决地维护纪律,对少数违纪分子处理起来就容易得多。

  三是可以解决关键时刻的表现。纪律意味着服从。一般情况下,只要管理者提出了要求,多数人都会听从。可当管理者的要求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甚至危及人的生命时,情况就不同了。只有高度的自觉性,才能确保官兵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始终严守纪律。电影《决战宁、泸、杭》中有这样一组镜头。解放上海时,部队曾明确了两条纪律:一是为保护城市,避免伤及无辜,进攻中一律不准用炮;二是进城后任何人都不准进民房,尽量少扰民。上海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守军果然利用楼房和街道顽强抗拒。如果我军允许使用火炮,这本不是难题。可上级不准用炮的规定,却直接限制了我军的攻击力,部队进攻受阻,伤亡很大。一些基层指战员不理解,甚至提出“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还是要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这样尖锐的问题。面对质疑,我军指挥员态度坚决,反复做官兵的思想工作,强调上海是人民的城市,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要让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部队攻入上海后,按规定露宿街头。许多战士打了几天的仗,没有水喝,嘴唇干裂,听到附近居民家中的自来水一直在响,可就是严守纪律,不入民宅。显然,这些都不是一般军队所能做到的。只有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部队才能在关键时刻过得硬。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年曾国藩统率下的湘军攻入太平天国都城后,纵兵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把一座繁华无比的六朝古都,搞得像人间地狱。湘军从上到下都发了横财,包括曾氏兄弟。据史书记载,当年清廷曾电敕曾国藩,追问太平天国国库里的金银到哪里去了。为了阻止湘军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老家,清廷曾派人在长江上拦截船只进行检查,逼得湘军官兵将财宝藏在撑船用的竹杠里。时间久了,这一秘密被清军发现,于是加了一项检查内容,即敲一敲竹杠,看是否有夹带。“敲竹杠”一词即由此而来。

  以“醇儒”标榜的曾国藩一向以从严治军、保国护民自诩,曾多次表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湘军组建之初,与清廷其他军队比,军纪也算好的。为什么打下天京后会一反常态,纵容官兵大肆劫掠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湘军官兵打仗都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打下天京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面对那些在战场上杀红了眼,一心指望得到补偿的官兵,曾国藩明白,如果采取强硬手段去约束,很可能会激起事变。所以,狡猾的他宁肯背负骂名,对手下的违纪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觉纪律之所以优于“棍棒”纪律,是因为它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中国古代儒家学说有两个核心概念,一是仁,二是礼,认为仁是君子的道德情怀,礼是君子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君子都是“发乎仁,止乎礼”。意思是说,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的表现。只有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才能不折不扣地遵从礼仪的要求。同时,也只有严格按照礼仪规范去做了,才能证明一个人确实具备了仁义的道德情怀。

  古代兵家对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相互关系的认识,与儒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也非常看重对士兵的纪律教育,强调“用兵之法,教诫为先”,反对“不教而诛”。古代著名的军事将领,带兵方面都是兼用儒法的。首先是强化思想教育,宣明法纪,讲清道理,尽量使大多数官兵自觉地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和实行依法治军,赏优罚劣,对少数不听招呼的“害群之马”,严加惩治。

  对于自觉纪律比“棍棒”纪律好,估计多数人都能认同。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起自觉的纪律,这就需要了解我军纪律教育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从纪律教育的内容看,部队通常强调三个问题。一是讲清建立铁的纪律对军队的意义,讲清纪律与军队宗旨、与战斗胜利、与群众拥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讲清纪律问题的实质是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遵守纪律就是要顾全大局,甘愿奉献,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整体利益。三是讲清“严是爱,松是害”的道理,指出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官兵个人成长进步的益处。只有将这些道理讲深讲透,让官兵真正理解并接受,才有可能建立?自觉的纪律。

  从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看,我军的经验就更丰富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搞好入伍教育,打牢思想根基。多年来我军形成了一个好传统,即所有新加入军队的同志,无论学历高低,无论原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接受系统的入伍教育,以尽快完成由老百姓向合格军人的转变。纪律教育就是入伍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通过教育,使刚刚穿上新军装的官兵明白,自步入军营大门的这一刻起,自己就不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而成为人民解放军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分子。有了这一重身份,人民群众对自己便有了更多的期望,自己也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事关军队的声誉。因此,军队的纪律带有强制性,指挥员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如果违抗命令,违反纪律,就会受到批评、处分甚至制裁。

  入伍时的纪律教育搞好了,对官兵后来的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当兵已38年,至今难忘新兵连组织的纪律教育课。当时领导具体讲了哪些道理,实事求是地说,笔者早就想不起来了,可对讲课时所举的本部队一位老兵模范遵守纪律的事例,却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位同志请假进城办事,返回时发现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为了不超假,他独自摸黑走了30多里路,终于提前赶回了部队。这件事情很小,与笔者日后军旅生活中所见到、听到的典型事例相比,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它却给笔者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此可见新兵纪律教育的作用。

  二是搞好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纪律意识。毛泽东说:“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7页。这里,提到我军纪律教育的两条基本经验。首先是常抓不懈。将纪律教育列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隔一段时间,就需主动安排,而不能等到出了问题再去亡羊补牢。通过经常性教育,不断强化官兵的纪律观念。近些年,部队经常性纪律教育主要是学习条令条例,强化条令意识,强调“条令条令,条条是令”,明确要求全体官兵熟知条令、条例的有关内容,时时处处用条令、条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各级带兵者,要把条令、条例当做教科书,一条一条地背诵,一条一条地领会,一条一条地实践,真正成为“条令通”。其次,是与整风相结合。纪律教育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就不能空谈道理,必须紧密联系实际,着眼于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的办法就是进行作风纪律整顿。在一些管理严格的部队,每年都要进行几次作风纪律整顿。关于如何组织整顿,已形成成熟的经验,其中包括及时发现违纪苗头,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正确选择整顿时机,确保整顿、工作两不误;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防止整顿走过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妥善处理违纪人员,巩固和扩大整顿成果,等等。这些经验很值得企业重视。

本文摘自《领军之道》


   一些著名企业家虽然很成功,其经验值得推崇和剖析,可他们毕竟只是创办或有效管理了一个企业。而毛泽东却成功地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
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将起义失败后残留的不足千人的队伍,培育成无坚不摧、雄视天下的百万大军,并目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能令号称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对手不得不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这种丰功伟业绝无仅有。
所以,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不能不讲毛泽东、而讲毛泽东管理思想要首推其军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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