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粤商(2)

　　三问粤商：

　　为何广东的商品集散平台总“长不大”

　　在中国开商品集散平台风气之先河的广东，为什么在20年后的今天却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市场经济风气之先河的广东，就建立起了闻名全国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桥的布市，石湾和南庄的陶瓷市场，中山古镇的灯饰市场以及乐从的家具市场。但20年过去了，虽然这些平台仍在，但它们就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依然维持在20世纪80年代的规模、水平上。而这时的浙江，已经形成了一个全世界都关注的、能辐射与聚合全球的商业平台。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生意兴隆、客商云集、购销两旺，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直达世界。精明的义乌人还将其“中国小商品城”作为品牌输出到山东、河南、东北，建立起了一个个小商品城的平台，带动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板“北伐”。黄皮肤、黑头发的日本人、韩国人随处可见，高鼻深目、金发碧眼的欧美人你来我往，就连高鼻梁、黑头发、面色凝重、一袭长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见到。当地官员告诉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东商人来此进货。此外，绍兴柯桥的中国纺织城、永康的中国五金城、萧山的中国花木城等，它们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都非常大。宋城集团是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居然要办“世界休闲博览会”，浙商“气吞万里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见一斑。在浙江，看到这些万商云集、生意兴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觉是，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广交会”。二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的小商品集散市场却没有多大的长进，“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虎门的服装博览会，其影响力与效益已经超过了大连。这几年让人颇感欣慰的还有东莞虎门镇，在市场主导、企业运营及政府的引导下，很多优良的产品可以直达终端，直接与国际接轨了，因此，现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商人已经知道，真正价廉物美的好产品在广东，很多人已经直接到广东进货。这些例子、这些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实只要广东的企业家、老板以及各级政府官员能够审时度势、认真反省，多些开放的精神，多些与时俱进的开拓意识，多发挥点儿主观能动性，政府与企业家携手并进，那么，广东释放出来的能量将会大大地超过浙江。

　　四问粤商：

　　为何广东企业不愿上市

　　为什么浙江企业对上市、对资本运营非常热衷，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老板们却对上市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呢？今年年中，深圳开创了中小企业板市场，打开名单时，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发现上面大多是浙江的企业，广东的很少。为什么浙江的老板们对于运用资本手段、对于进入资本市场如此乐此不疲，为什么市场最发达而且先行一步的广东“珠三角”的老板们却对此退避三舍呢？为什么佛山、南海的这些老板们不愿意上市，而浙江绍兴一个小小的杨汛桥镇，竟然有多家上市公司？企业对上市的追求似乎可以看成是企业的掌门人已经将自己视为社会财富的操作者与经营者，在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后，他们对财富增值游戏的过程比对财富本身的兴趣更大。这种超越，其实也间接地说明了他们对庞大、复杂的企业经营管理运作非常的自信。但在今天这样一个财富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一个老板对资本运营、对上市还持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说明其企业规模尽管可能很大，每年的产值也可能很惊人，但其掌门人的心态依然是地主老财式的，财富在他们眼中只是浮财，他们信奉“财不露白”，他们害怕财富见光就死。两种不同的追求，折射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态度。

　　五问粤商：

　　为何广东企业在气势上输人一筹

　　如今，讲财富、讲实力，浙江依然不如广东；但讲锐气，浙江似乎已经超过了广东。浙江机场附近的路牌、广告牌，几乎全被占用。做广告的浙江企业，都在自己企业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国”这个名词。比如中国横店集团、中国万象集团，气冲斗牛。基本上浙江的每一个企业家，考虑的都是如何才能打造百年老店，如何才能成为中国的“奥运队”，在世界范围内争雄，这就是浙江的气魄。浙商为什么有如此的气概？在广东、在“珠三角”，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招牌——尽管它有资格冠以“中国”，也很难听见有人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言壮语，当然居心叵测者除外。为什么广东的企业多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在商海中沉浮了这么多年后，它们依然抱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心态”？难道是因为浙商有上市的冲动，有追求公众企业的渴求，因此善于“长计划，短安排”？而粤商积累的多是浮财，怕见光，于是发了财就移民，近的去香港地区，远的去美国、加拿大。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是有些敏感过度？当然，我们可以说，广东人谦虚，广东人内向，广东人务实、不善张扬，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表象，广东?骨子里缺乏一种气概、一种精神、一种追求。坦率地说，这是我们广东文化基因的缺失，如果不能正视它，在精气神儿上我们就比浙商低了一头。

　　六问粤商：

　　为何你的商会总成摆设

　　广东号称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摇篮”，但为什么广东的商会组织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什么目前的浙江商会被称为“中国的第一商会”，正日益成为政府和企业追捧的商业组织？我是广东、浙江等地很多商会的顾问，有比较才会有感慨，今天我就借此机会同在座的诸位企业家谈谈我对商会的看法。中国各省市甚至各县都有商会组织，但在我看来，只有浙江的商会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其应有之功效。举个例子，欧盟商业协会曾以反倾销的名义，要求对浙江温州的打火机征收重税。如果判决生效，那么温州的打火机产业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我十年前就开始关注温州的打火机了，精明异常的温州人刚开始时是帮日本、韩国代销打火机，后来是自己拆开、琢磨，生产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再后来，经过几年艰苦的探索与研究，温州人终于将打火机里面最关键零部件的生产技术完全掌握了，反过来用低廉的成本打败了日本和韩国的产品，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生产和销售打火机的大国，市场份额达90%。温州的打火机不是广东那种安全性能不过关的一次性打火机，而是那种很漂亮的工艺打火机。温州的打火机物美价廉，因此迅速地占领了全球市场，由于能量太大了，欧洲受不了，就进行了反倾销。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商人预感到大祸临头了。他们找政府，政府鞭长莫及；找使馆，使馆爱莫能助。危难之时，温州商会站出来了！商会就是要保护会员的权益！后来，一位商会的领导，也是一家生产虎牌打火机的温州老板出来牵头，先拿出了300万元，另外一些企业也纷纷慷慨解囊，凑足了1 000万元，在欧洲请了最好的律师，主动出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世界通行的商业规则积极应诉。数月之后，只花了几百万元，就打赢了官司。中国的一些商会，长期以来一直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用处不大！温州的商会，浙江各地的商会之所以能发挥出其原本应有的作用，是因为浙江经济、“浙江人经济”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其规模、形态，还是其涉及的领域、辐射与聚合的半径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在浙江经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以后。当它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与国际接轨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纯民间性质的商会就会应运而生，发挥出其重大的沟通、交流和协调作用。前一段时间，因做项目之故，我去了一趟温州，遇见了那位在欧盟反倾销战中振臂一呼的温州老板，他告诉我，打赢这场战争以后，中央有关部委专门把他请到了北京，就中国加入WTO以后商会究竟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并问及温州商会为什么会有这种锐气和积极性？他回答说，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我如果不出来保护自己，肯定就死掉了。为了几个亿的生意，我必须赌上这300万。其次，商业事务通过官方的行政渠道，无法与西方对接。商会是民间组织，其功能之一就是扶持、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以商会的名义与西方的行业协会、政府打交道，他们就容易接受。

本文摘自《王志纲社会经济观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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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份，长年恪守“丙方的立场”，使王志纲具备了既在市场浪潮中与狼共舞，又在纷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观察便利。本书展示了王志纲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商业观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