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旗手—— 米尔顿•佛里德曼(1)

　　“在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很遗憾我不能同时走，我选择了一条近路，这导致了所有的不同。”这是西方诗人佛罗斯特的诗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经Google中国区的总裁李开复博士推荐的，后来我发现在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人对这些诗句情有独钟，他就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自由市场的伟大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先生。

　　2006年11月16日，94岁高龄的佛里德曼先生在旧金山辞世。消息传来，我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整理即将出版的书稿。我马上知道，自己的这部书稿还没有完成，因为任何一本经济学的文集都不能避开这位可爱而倔强的犹太老人，他的逝世，作为一本经济学的散文集，要有专门的篇幅纪念，否则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佛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在他之上。”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如果有谁可以和凯恩斯并驾齐驱，那只有佛里德曼。这是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经150位经济学家投票通过的。当之无愧，佛里德曼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纵观佛里德曼一生，这个称号似乎有些姗姗来迟，就如1976年那次诺贝尔的颁奖礼一样。

　　1912年，佛里德曼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户俄罗斯犹太家庭。他是这个贫寒家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的楼上，而父亲在曼哈顿打工。有一些戏剧性的是，佛里曼后来经常批评美国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显然他是美国诸多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小时候，他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是他汲取知识养料的宝库。而佛里德曼的小学和中学也是在免费的公立学校度过的。正是依靠新泽西州政府的奖学金，佛里德曼得以进入一所私立大学攻读数学专业。但是在他毕业后，佛里德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他在精算师考试中失利，使得这个穷人家孩子成为保险精算师的梦想破灭。但是正是这次失败，给了佛里德曼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他晚年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这样回忆，“我的毕业时间正是在1932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祸兮福所倚，佛里德曼的选择使得他走上了人生的辉煌之路。他因此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向来不缺少思想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有时会与主流经济学界格格不入。这些“芝加哥小子”（学界对于芝大这些思想新颖的经济学者的昵称）后来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一批开风气之先河的力量，而佛里德曼显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对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回忆说“这是个世界性的、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之前，我从未想得到，之后，我再也没能从中摆脱出来。”那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对于佛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本来是一次正常的经济衰退，而美国政府因为过于信奉凯恩斯的计划经济思想，过多发行货币，从而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一次噩梦般的经济大萧条。这也正是佛里德曼后来的“货币数量化理论”所强调的，就是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

　　但是起初，佛里德曼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他从1950年代开始全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并完成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消费功能原理》。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凯恩斯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人们愿意相信，政府凭借“调控的手”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佛里德曼的学说被人们认为“歪理邪说”，他随时随地与人辩论，受尽白眼。由于学术界的排斥，他于194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独立职业行为的收入》在二战后才得以出版。1962年，佛里德曼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被看作左翼谬论，很多大学图书馆甚至不愿意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

　　1950年代，以布鲁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但佛里德曼已经意识到固定汇率制是国家计划经济的“帮凶”，日子不会太久，他所创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才是真正的出路。当然，佛里德曼的胜利是在等待了二十年以后。

　　佛里德曼的思想形成于芝加哥大学，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最终使得佛里德曼时来运转，为他的学说找到了用武之地。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素来与智利关系紧密，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智利的学生，甚至一位主任还娶了个智利人做妻子。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皮诺切特任命了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智利学生担任财政部长，其他几位“芝加哥男孩”也出任政府要职。

　　因此，系里那位主任和佛里德曼也参与了智利经济“休克疗法”的制定。主要举措是卡住货币供应，同时放开外汇管制。这是“休克疗法”的第一次实施，比俄罗斯早十多年。休克疗法见效很快，马上结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增长。到1980年代，智利成为了南美经济增长的奇迹。

　　佛里德曼声名鹊起的同时，他也因为帮助智利军政府而招致骂名。在他197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不得不从厨房走到领奖台，就是为了躲避抗议者的西红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佛里德曼是唯一一个没有全票当选的获奖者，赞成和反对票书比例是3:2。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佛里德曼开始在公共政策领域频频发言，他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说他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的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佛里德曼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同时，他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自由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他举例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公民所被剥夺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被允许去苏联度假一样。在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经济的限制，而另一个则是对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所指的区别不大，就是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伤害。

　　佛里德曼是一个愿意用经济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的人，他愿意针砭时弊，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公共决策。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正如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中写道：经济自由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任。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让历史失忆的超市；地产泡沫的复杂答案；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国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国的环保梦魇；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期待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经济学，喜爱经济学，并且明白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很多时候是经济学的规律在左右或者说推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