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技术发展提升社会和个人的总福利

　　金融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似乎远不如科学技术这么明显。钞票、债券、股票甚至更复杂的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产品，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都经常使用，比如钞票，但大多数金融技术好像离我们很遥远，也不觉得有什么重要性。如果反过来看，也许金融技术的重要性就会凸现出来。假设我们现在没有钞票，那会怎么样呢？每个人为了获得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比如种粮食的人要获得羊肉，不像现在的人把粮食卖了获得钞票，再用钞票去买羊肉那么简单。他可能要跟卖鸡的人交换，再用鸡交换食盐，再用食盐交换山羊，也许比这还要复杂。既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每个人都去做销售商，缺乏分工的专业性，也就缺乏效率。有了钞票，尤其是现在有了电子货币，一桩不管多大的交易都可以在瞬间完成。再说，现在的住房贷款。以前没有这项金融技术时，要买一套40万的房子就得节衣缩食存钱，对于一个年薪5万的职工来说，除掉吃喝每年存4万元，也得存上10年。在这10年里，衣食住行都处于极为低等的水平上，生活质量就更谈不上了。但是有了住房按揭贷款就不一样了。按照现在的首付2成的比例，先交8万元，其他32万元20年按揭贷款，每月还款不到2000元。对于一个年薪5万的人来说，不仅可以提早10年住上新房子，还有一半工资可以自由支配，用于购物、吃饭、旅游等。同样的工资，只是因为有了房屋按揭贷款，整个生活状况立马改变。

　　因为金融证券的不发达而带来的后果还远非如此。例如，我们中国人赚到钱后，恨不得每一分都存下来。这个勤俭节约的美德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

　　这只是讲金融技术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金融技术对一个国家更为重要。

　　19世纪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以区区不到2 000万人口控制了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英国凭什么这么强大？英国经过17世纪的“光荣革命”后，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18世纪开始拥有了发达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市场。在那个时期要想拥有战胜别国的强大军力，就得有大量的金钱。1752年时，英国政府发行的公债利率是2.5％，而法国公债的利率是5％。英国以较低的利率从英国公民手中融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用来发展海军，也因为有这些巨额的资金，英国才拥有强大的海军，才有统治全世界的军事实力。而其中金融技术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反之，法国由于处在君主专制时代，金融技术又不发达，在融资方面不如英国，在两国的竞争中落败。由于英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政府就能赢得民众的信任，能以低利率获得大量的资金。而作为君主专制的法国则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只能以高于英国一倍的利率发行债券。因为金融技术的基石是信任，人们天生只认同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心生恐惧。要是没有这种信任，金融技术再发达，金融市场也是无法发达起来的。像英法两国的故事表明的，一个专制的政府无法获得大家的信任，再好的金融技术也无法获得成功。要实现金融技术，一定要有制度上的保证作为前提，通过制度机制获得大家的信任。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是为未来创造更多发展空间。

　　近代中国的经历比法国更糟。法国至少能在本国融到国债资金，而中国到1930年代之前，政府根本融不到资金。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给清政府带来了约6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如果清政府也能按5％的年利息从本国融资，而且也能拿当时每年约一亿两白银的财政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利息(像英国那样)，那么晚清政府可承受约10亿两白银的国债，或许那两次赔款不至于使清政府破产。

　　这当然是假设，晚清政府没有像样的本国资本市场，因而只能向其他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借款。那么，什么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债务抵押品呢？如果发行的是主权债，发行的主体是一国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拿土地(比如辽东半岛)作抵押或许是很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案。但是，这肯定是全国老百姓不能接受的，所以行不通。而用其他的有形资产(比如故宫)来作抵押，也是行不通的。所以，拿未来的税收作为国债抵押品，差不多是当时唯一可以作出的安排。最近有一些研究也发现，一般的投资者对管理层侵吞上市公司有形资产的行为，往往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管理层侵占公司未来的收入流的话，在多数国家里，对外部投资者来说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把海关收入抵押出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合约条款的执行和监督又成了一个问题。当时的清政府连最基本的会计财务制度都不存在，根本没有能力保证这种安排的顺利实现。于是，清政府被迫让一个英国人担任海关总长，这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都没办法接受的安排。退一步讲，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没有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以及金融技术。

　　其实中国在宋朝时就使用?纸币，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金融技术发明。所以宋朝的经济也是非常发达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围绕货币金融的发展做得很好，而围绕债券和其他证券的发展一直都没有跟上来呢？我认为，主要还是与我们的观念有关。1898年，晚清政府发行“昭信股份”募集国债资金。这实际上是清政府第一次在国内发行公债，目标是一亿两白银。几个月后，发现总的需求大概是1000万两，仅完成目标的十分之一，后来被迫放弃。出现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借钱花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在政府层面上更是这样，而可能正是这样一种观念造成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比如，即使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想往国库里存钱，1842年清政府的财政盈余为150多万两白银，1847年则超过380多万两(参见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而以我们现在的观点，当时应该做的恰恰是要想办法借国债而不是要存钱，要把未来的收入提前到鸦片战争后的1840—1860年去花，去发展国力，把未来中国的可选择机会空间大大地扩大。

　　由此我们看出，能否通过金融证券的帮助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进而又反过来改变或者很大程度上拓宽未来的发展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观念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借钱花，是不是愿意通过证券、债券把未来的收入提前到现在来花，这个核心的观念直接影响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所以，金融发展对于国家和个人都有着很具体的含义，可以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更好地平衡财务状况。而对于一个国家，金融技术的发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它的发展甚至可以改变国家的历史。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中国人为什么爱存钱；让历史失忆的超市；地产泡沫的复杂答案；从经济地理学分析“温州现象”；不完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国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国的环保梦魇；创新引领未来。
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期待会让更多的读者了解经济学，喜爱经济学，并且明白社会和生活的变化很多时候是经济学的规律在左右或者说推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