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虞

　　以国内某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结果为例：自1999年以来，该行先后引进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外资股份比例达到18％。因外资的引入而设立董事会，后来又设立了监事会。但是，实际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督作用。

　　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等入股这家银行之后，签订了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这些技术援助只相当于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汇丰银行并没有将其核心管理技术提供给该银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摊方法之类并非核心的技术，也没有提供。对此，穆迪投资于2006年6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银行业的报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只拥有少数所有权的外国投资者可能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尽力提供技术和管理意见。

　　确实，没有控股权的股东，只可能是财务投资人，将其引入所能带来的“技术性溢出效应”价值几何，不能过于乐观。问题是，若果真如穆迪所言，那么我们当真需要为其所谓的“技术性溢出效应”出让控制权吗?

　　其实中国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远非银行体系自身那么简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中，金融风险作为各类风险的集中表现，成为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一些外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对中国金融风险的相关研究也屡屡见诸报端，它们提供的数据和不无夸张的估计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而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强化了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

　　面对如此严重的金融风险，人们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最初，朝野的目光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的违纪、腐败以及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以至于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金融腐败及其治理问题不仅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更连续数年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案的首选焦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它在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过程的同时，也会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金融风险，有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反映。

　　这样一种认识，推动人们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了一项对2001—2002年中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调查分析。根据此次调查，在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企业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则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

　　更为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报告，通过计量分析工具，发现中国金融部门资产质量之优劣，70％以上取决于金融体系外部的体制环境。

　　所有这些调查研究都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告诉世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作为金融部门运行环境的非金融部门，而且用调查数据来衡量，来自后者的因素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显然，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从深层次上讲是一个体制性和机制性现象，它的改善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赖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性和机制性的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推进，诸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以及社会诚信文化建设等，绝非将股份转让给外资那么简单。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机制上、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而显然，中国银行业真正的问题是制度安排和机制问题。

　　对此，吴敬琏先生最近一再表示担忧：“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会否演变成一场圈钱游戏?”也有业内专业人士认为，以上市为导向的银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只有企业素质持续提高，法治化建设不断推进，银行才可能会慢慢好起来。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是系统性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因此改革的约束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之前，必须在自身的体制、管理、内部控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但这种改革并非银行自身所能为，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在目前的环境中并没有建立起来，如假账、公司财务资料的完整性等问题非常严重。如果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银行改革不能同步进行，银行改革很可能无疾而终。

　　毫无疑问，承担化解商业银行体制性风险重任的，只可能是中国政府。因为中国银行业的体制问题症结是不可能借助外资来解决的。那么引进外资的意义何在？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要以很低的折扣让利于与中国体制性金融风险几乎毫无关联的外资机构呢？这其中显然存在一个逻辑悖论？不承担风险者居然享受高收益。

本文摘自《一盏经济的渔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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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经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经济学散文集，书中的话题涉猎比较广泛，从我们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观层面的热点话题，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针对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做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试图引导读者从表面现象深入了解其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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