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5）

　　（七）着力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融合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由于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2008年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危机状态，其进口需求增速显著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且呈中长期化态势。而我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从1991年的79.6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3629亿美元，年均增长20%以上；中非贸易额从1992年的105亿美元攀升至2011年的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22%；中国与拉美贸易额自2001年以来年均增长30%，至2011年达到2415亿美元。

　　面对这一变化了的国际经济格局，我们认为，我国必须坚持和实施更加积极主动、更加能够体现比较优势的新型开放战略。以主动在海外设立投资基金方式投资欧美高技术密集地区的高技术企业，用股权整合国际高技术资源，以国际产业整合方式支持国内产业升级，推动新兴产业的成长。在努力巩固与欧美国家经贸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关注点和可用资源投入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拓展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两大动力，围绕“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运用“基础设施换资源”原理，积极探索将中国的资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优势、经济开发区建设经验与亚非拉国家的资源优势、基础设施需求、农业发展需求、工业化进程需求实施有效对接，并以其相关需求带动我国资金、人才、产品和技术“走出去”。

　　（八）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规模

　　我们主张，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导致危机的根源），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是低质量的GDP，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实际上，没有投资就没有供给，也就没有消费（除非像欧美部分国家一样靠借债、靠印刷货币、靠进口消费）；投资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的依托和就业的源泉，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超常规的“追赶”阶段，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尤为重要。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不仅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相反这是中国得以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和结构，应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逐步合理演进而不宜人为强力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入后消费时代的美国的投资消费结构指标，作为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参照指标，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导向，人为造成错失当前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发展机遇。

　　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强度；从提升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以公私合作伙伴（PPP）和政策融资机制，扩大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此外，对电力、公路、铁路、地铁、公交等具有正外部性且实行政府定价的公共性领域和医院、学校等准公共性或公益性领域，应树立“大效益”的理念，运用综合绩效评估方式，决不应简单以财务效益、是否亏损作为衡量其投资必要性、可行性的依据。

　　（九）尽快实施人口政策中放开“一胎”管制的转变

　　为应对我国已确定无疑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红利”的迅速消退、迫近的刘易斯拐点与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现行人口政策中“一胎化政策”及相关管制状态亟须尽快转变。

　　实际生活中“一胎化”政策还有实际控制效力的覆盖面，早已收缩到我国城镇“体制内”人群中的几千万适龄人口而已，当下及时地转向“二胎”政策，不会带来我国人口压力的激增，却会在对冲老龄化给经济增长、社会养老带来的压力、缓解“一胎”引致的社会问题（如“失独”家庭痛楚、贯彻“一胎”政策带来的政民矛盾、独生子女带来的养育焦虑、“中国小皇帝”式身心负面效应以及强化收入分配差距等）、适当提振消费和使城镇生活“幸福感”提升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正面效应。人口政策的完善，需要妥善处理好“二胎”政策实施的路径和各级计生部门的职能转变与人员分流安置问题，这方面并不存在任何硬障碍，关键在于“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决心与在方案操作层面设计好协调配套，切不可再久拖不决。

　　（十）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形态的转置

　　国有经济部门（主要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是在改革开放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顺应社会诉求以更大比重的资产收益上交国库，转而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和公共服务的优化。中国国有经济既有相同于其他国家，又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定位：一是应发挥弥补市场缺陷的特定功能，二是在实现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现代化赶超”的“三步走”战略目标过程中，遵循经济规律的同时具有中国特色地、守正出奇地在贯彻国家意志方面发挥其不可替代作用，包括超常规地支持不同阶段上的战略重点事项——如现阶段有待尽快充实的社会保障基金，与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用财力的筹集机制。

　　在这种定位之上，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应结合各级政府分别行使出资人职责的原则，将国有资产实施经营型、公益型和自然资源型三类资产的分类管理，坚持“资产全民所有，收益全民所用”的原理下，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制，提高利润上缴比例进而对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支出加大支持力度，合理纳入预算体系内统筹协调。此外，公益型资产处置（如文化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处置）也应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中来。

　　今后随着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逐步到位，中央政府在国资委管理范围内的100多家企业收缩至100家以下后，应积极探索通过立法方式，确定各类企业的设立依据、政策目标、国有资产收益的合理转置等相关规则，在动态优化中形成以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形态的合理转置服务于全社会公共目标的法治化制度体系。

　　（十一）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应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我们不主张“贴标签”式地讨论“国进民退”、“国退民进”问题，且“进”、“退”也不是仅体现在“领域”的进出、“市场份额”的高低方面。我们主张，要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作为观察问题的着眼点，并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思想作为衡量标准，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既不是“越公、越国有越好”（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有过惨痛教训），也不是“越私、越民营越好”（印度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模式，以及20世纪东欧巨变后私有化形成寡头垄断，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发展，亦重蹈失败覆辄）。此外，从历史上看，中国明清时期、民国时期，没有什么像样的国有企业，全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也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

　　我们认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与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各有其特点和优势，在当前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进入资本社会化时代且面临全球化竞争格局的条件下，观察国有企业的存在必要性、作用方式和空间，探索其有效管控模式，必须引入新的理念、转取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思维。

　　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具有依托或隐含国家信用、能够整合各方资源、规模经济、资本实力强、管理相对规范、社会责任感较强等优势，是政府调控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调控、辐射力量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某些从国家中长期战略看很需要但暂时面临市场缺损或发育不足的领域，其作用更显重要，但其也存在由政企关系界定不清或内部管理人员道德风险所诱发的盈利动机不强、不注重管控成本反而易持续抬高管理成本和福利、工资，运营效率偏低、服务质量较低等问题；民营企业具有市场嗅觉敏锐、机制灵活、客户观念强等优点，但其与生俱来的最大化逐利本性容易导致主要关注企业自身利益或局部利益、浪费资源、短期行为、压低劳工安全条件和薪酬、破坏环境、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我们主张，要通过扩大市场准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其各自长处，抑制其各自不足，构建国企国资、民企民资平等竞争，互为补充、双向良性互动的市场格局。国企国资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可逐步完全退出，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命脉的特定领域其以股权衡量的控制力大致可初步掌握在30%~60%区间。

　　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和融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分野而发展“混合经济”式现代企业的制度形式。原来“国”与“民”在一般概念上的截然不同，从历史大趋势上观察，将越来越多地转化为依阶段、领域等的不同而生成的股份制企业股权结构的变动问题，即归为国有与非国有股权的一体化生存与“共赢”问题。

　　（十二）政府和市场都是现代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两者都不应越位、缺位，而应发挥其各自应有作用，实现“双到位”

　　我们既不主张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也不同意单一维度的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或“政府退出经济领域，完全由市场自身配置资源”的观点。经济完全由政府主导，即实行计划经济，企业全部国有，则形不成市场，价格、资源必然扭曲，供给必然不足，效率必然低下，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改革开放前已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经济完全由市场自发运行，企业全部是非国有企业，也会出现西方经济学亦承认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其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也会十分巨大——1929年大萧条的出现是其典型案例；2008年以来出现的由美国次贷、欧债引发的最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也充分证明，并非政府不参与经济运行，经济就可以很健康地发展。

　　我们主张，政府和市场应发挥其各自?有作用，并实现良性互动互补与合作。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既是提供公共服务、监管市场运行的主体，也是部分特定领域的供给（生产）主体。中国政府未来一方面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政策，并通过制订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区域和行业发展规划引导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经济运行，另一方面，还应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设立监管机构来监督市场运行，并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通过构建一定数量的强大的国有控股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和弥补“市场失灵”，贯彻现代化赶超战略。

　　我们的上述主张决不意味着看轻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并不意味着主张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是主张将政府三个职能分离由三个不同的主体来承担，以确保政府调控、引导经济发展职能与市场配置资源职能“双到位”，具体模式是：一是由政府设立的“行政部门”承担制定发展规划、审核市场准入等行政职能；二是要由政府组建 “监管机构”来履行监管市场职能；三是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领域或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还应由政府出资在同一领域成立若干“企业实体”参与有外资、民资等主体加入的市场竞争。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下的发展取向与机制创新，应成为政府、市场主体与非政府“第三部门”（民间志愿者组织）公益机构与更充分地合作而寻求“共赢”的主题（贾康、孙洁，2009）。

　　经过30年的不断改革开放，我国的冶金、有色、航空、金融、电信等领域已基本上实现了政府行政、监督、股东三项职能的分离，初步形成了政府与市场互动格局，而电力、铁道、公路、卫生、教育等领域仍维持了或大体未打破原有格局，政府三项职能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仍实际维持了过度垄断与过度管制，需要通过大力深化改革，实现三者的履职主体有效分离。

　　（十三）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

　　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财政问题，实质上是公共资源配置体系与机制问题，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配套体系，因而与公共权力主体的系统化改革息息相关，与整体资源配置机制改革息息相关。也正是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财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又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践证明是十分成功的。财政处于经济社会的中心点，相应当前面临的资源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或多或少均与财税价有关，所以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体而言，价、税、财配套改革的近中期要点包括：通过营改增改革，在减轻税负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同时，消除服务业发展的重复征税因素、推动企业发挥潜力做专业化细分并推动产业机构优化，提振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一方面将其作为我国基础品价改和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切入点，理顺基础能源、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另一方面从源头上对节能降耗形成长效杠杆机制；以房产税改革试点的适时扩大，呼应十八大要求的“构建地方税体系”，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允许发行以财产税等地方税为支撑的地方债券，为新型城镇化融资，淡化区域间税源竞争导致的“经济壁垒”，进而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在房地产调控、收入再分配优化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个人所得税分步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可以缓解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紧张的矛盾，同时在培养国民纳税意识、促进预算民主化方面有所作为。而上述各项税制改革的共同推进，自然而然地将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而这也恰是实现社会经济转型、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也能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十四）积极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的配套改革

　　把握住全球化中的战略机遇，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覆盖面和融资渠道，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等行业的全球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一是进一步降低国家持股比例；二是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大力发展证券、保险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在政策性融资机制创新中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并健全小型、微型企业融资体制，改进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或将现行的民间放贷机构合法化，增加金融供给主体和金融产品，更好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五是以显著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为目标，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六是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为老?化社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提供充分的投融资机会；七是继续完善主板、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积极探索覆盖全国的股权交易市场（三板），并推动“大资产管理公司”建设；八是提高金融业稳健性标准，积极稳妥地推进银行业实现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防范银行表外业务风险，牢牢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总之，我们认为，应坚持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核心思想，以改革统领全局，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多方面问题和矛盾，着重从供给方入手，构建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的“新供给经济学”，并作为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之一。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与时俱进地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长期困扰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上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试以以上“八双”来粗线条地、突出重点地表达我们在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思路上所强调的基本政策主张。

　　十八大报告已经发出明确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把中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落实2012年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革总体方案，并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件意义极为重大，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22年后究竟走向什么样的成熟模式，关系中华民族能否最终实现伟大复兴目标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中国整个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通过深入的讨论和思想碰撞，才能凝聚共识，抓住改革的机遇。作为参与这个碰撞和讨论的形式之一，我们诚挚地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加入构建和发展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和相关政策探讨行列，共同交出一份无愧当代经济学工作者历史使命的答卷。

本文摘自《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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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100多年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中国经济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待成大愿。2011年初以来，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十余位人士，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经济学界诸多前辈和同行鼓励下，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现实挑战，组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会同陆续加入的数十位特邀研究人员，力求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度重视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框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