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思想（1）

　　本文作者为滕泰、冯磊。原文题目是：“从供给着手重启经济改革”，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5月24日。

　　摘要：“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一个理想的经济运行机制，也可以作为新供给主义的短期经济管理目标，然而实现这个短期目标的办法既不是刺激总需求，也不是计划经济手段或传统产业政策，而是“刺激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出发，结合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理论，以及经济学供给学派思想，提出以“放松供给约束（supply-side constraint）、解除供给抑制（supply-side restriction）”为核心的一系列刺激新的有效供给的经济政策措施，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物价配套管理办法，以及以“供给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标准的收入分配思想，最终达到短期稳定经济运行、长期提高潜在增长率并促进效率和公平分配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一、总需求管理无计可施，新供给主义峰回路转

　　从过去十多年来看，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从当下来看，靠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从长期来看，总需求管理对经济增长是无效的。

　　1.过去，总需求管理效果不理想。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原本不是问题，但从十年后回顾历次干预的结果可以发现，总需求干预之手频繁出击事实上并没有熨平周期，反而从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的颠簸，而且使经济周期越来越短。不仅如此，每一轮“踩油门”过后，都难免遗留下大批的过剩产能、银行不良资产和地方政府债务；每一轮“踩刹车”下去，都客观上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和股市暴跌。

　　更进一步讲，当经济政策的眼光被过多地吸引到总需求和短周期管理方面，就难免造成对供给面和经济深层次改革措施的忽视。从一些具体经济领域来看，过去十多年对房地产、对物价的需求管理效果也不甚理想。

　　2.当前，扩大内需或扩大外需都很难。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中国过去十多年来为扩大内需或外需，能够使用的政策资源正在消耗殆尽：连续多年超额货币发行之后，在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扩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不可行；在多次大大小小的财政刺激之后，在地方政府债务亟待消化的背景下，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张投资后遗症越来越多；在多年汇率保护、出口补贴等刺激后，在欧美日经济缓慢增长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外需更不现实。

　　此外，在当前二元金融体制、高利贷泛滥的背景下，民间投资也很难增长；在社会保障体制没有根本变化、利率较高的背景下，居民消费也难以进一步扩张。

　　因此，当下无论刺激投资还是消费，其实都很难；“扩大内需”很难落到实处。

　　3.长期，总需求管理无效。

　　总需求理论本来就是研究经济短周期的理论，凯恩斯作为总需求管理理论的鼻祖，也并不用总需求理论分析长期经济增长。

　　即便总需求管理理论提出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能够产生一定效果，也注定是短期的。因为政府在这一时期通过低利率等货币政策或财政赤字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吹大的泡泡，会在下一时期瘪下去；反之，这一时期被压抑的总需求，也会在下一时期弹起来。无论总需求管理政策把投资和消费提前还是延后，最终都不改变经济长期潜在的增长率。

　　4.峰回路转，新供给主义启动改革。

　　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能够换个角度从供给面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放开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就别有一番天地了。

　　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增长率。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与金融、资源与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

　　二、从古典供给经济学、传统供给学派，到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19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和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蒂斯特·萨伊等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认为“当一个产品一经产出之际，即在它自己的全部价值的限度以内为另一个产品提供了市场”。特定产品的局部的供需不均衡可能存在，但全社会整体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不会发生。萨伊曾宣称“除非政府当局愚昧无知或贪得无厌，否则一种产品供给不足而另一种产品充斥过剩的现象，决不会永久继续存在”。

　　古典学派的上述观点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更有现实意义。然而，随着几次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快速增长，不断提高的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之间的差距开始显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生产过剩、失业率高企，传统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已难以解释经济发展的现实。

　　对此现象，马克思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复杂的流通环节有可能会中断这个过程。凯恩斯则以其著名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假说为立足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形完全可能出现，但同时凯恩斯也表示“只要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下的储蓄，萨伊定律是可以成立的。”

　　虽然都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中的经济运行状态，但是在面对所谓“相对产能过剩”或“总需求不足”问题时，马克思和凯恩斯则分别提出了用政府“有形之手”解决问题的不同方法。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入手，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整体购买力的不足，引发经济危机，他主张用政府计划手段来解决问题；凯恩斯则提出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克服阶段性的需求不足。

　　“二战”以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而欧洲、美国等大部分国家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办法，也迎来了战后近30年的繁荣。然而长期执行政府计划或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都使经济逐渐失去了活力，直到1970年代末，不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缺乏活力，美国、欧洲经济也陷入了“滞涨”的泥潭。

　　彼时，中国的邓小平改革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了活力，而美国的里根政府所采纳的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也开启了美国经济繁荣的30年。对于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实践，我们知之甚多；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又有哪些呢？

　　供给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罗伯茨等人认为，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供给处于首要的决定地位，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是供给而非需求，产出的增长最终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经济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促进生产、增加供给。

　　与古典供给学派不同的是，传统供给学派并不认为经济完全不需要干预，而是认为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强化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和支持。当然，由于传统供给学派认为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所以其提出的干预措施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比如反垄断、解除各种管制、主张经济的民营化和自由化，并建议在国内限制甚至取缔工会组织以便降低企业的人工成本，在国际上通过政治力量干预石油价格以便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成本，等等。

　　作为传统供给学派核心理论的“拉弗曲线”证明，减税会在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来看，如果较低的税率刺激了产出，最终一定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并使政府税收总额在较低税率下回升到减税前的水平。为了推动减税，当然必须压缩那些效率低下、浪费资源的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正是从中国8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践出发，结合传统供给学派和邓小平“解放生产力”的改革理论，针对中国经济运行机制、长期增长潜力、国民收入分配以及房价物价等问题而提出的一整套经济管理理论和改革思想。

　　三、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

　　虽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同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古典供给经济学的评价，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是理想的经济运行模式，但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理想状况有时候不能自发实现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分配机制缺陷或需求不足，而在于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由此划分为四个阶段：

　　（1）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

　　（2）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速不断提高；

　　（3）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该项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回落，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机制出现中断，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潜在增速回落；

　　（4）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陷入萧条。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在新供给形成阶段和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不但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而且所有产品销售收入最终都会变为要素报酬，而资本、劳动和资源等要素报酬要么转化为消费，要么形成储蓄并转化为投资，形成新的需求。

　　然而，一旦一种产业的生产技术普及到一定程度，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形成产能和产量过剩，不但原投入的生产要素报酬不能及时回收，而且大量生产要素无法充分就业，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过程就会中断。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任何一项社会主流技术和主流产业，早晚都会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无论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抑或是通过计划手段增加或抑制老供给，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技术周期和供给老化问题。

　　比如，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从而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

　　又比如，类似于iPhone手机这样的新供给从来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恰恰相反，很多政府扶持的产业，例如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后来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还有，新供给主义也不认为政府限制某些产业的政策有助于恢复“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机制，不仅如此，一旦判断失误，政府对很多产业的政策限制也可能造成下一阶段的需求不足。比如中国90年代末限制电力行业的发展，造成了之后多年的电力供应不足。

　　在实践中，真正有效的办法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创造新供给，并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如此才能使经济尽快恢复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为了刺激新供给，让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正确做法是通过“放松供给约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打破生产销售僵局，让市场通过成本价格传导机制快速消化过剩产品，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均衡，并通过放松供给约束激发企业家精神，吸引社会资源向新供给领域集中，恢复增长活力。

　　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仅在宏观上是恢复经济均衡的必然循环，在微观上也一样。比如iPhone手机，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机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总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供给与需求动态均衡的打破属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其与技术扩散和产业生命周期密不可分。生产的过剩是相对的，阶段性和局部领域的供需矛盾可以随着资源逐步向新产业领域配置而消解。当宏观经济从供给到需求的传导过程遇到阻碍时，既不应当用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比如产业政策去彻底破坏市场机制，也不应当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人为扩大旧产业和旧经济的总需求，而应当通过“放开新产业供给约束、减少新经济供给抑制”的方式，为市场释放新供给创造条件，引导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终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让经济回到“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想运行轨道，恢复“供给与需求的自动平衡机制”。

本文摘自《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

　　近现代100多年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中国经济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待成大愿。2011年初以来，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十余位人士，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经济学界诸多前辈和同行鼓励下，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现实挑战，组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会同陆续加入的数十位特邀研究人员，力求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度重视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框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