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与宏观经济均衡

　　本文作者为金海年。作者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特邀研究员。

　　摘要：经典西方宏观经济均衡理论没有解决财政支出与宏观经济的均衡关系，采用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思想，可以建立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模型，将政府视作至少部分为生产部门而不是纯消费部门，能够推导出新的宏观经济均衡公式，结合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思想，成为进一步建立最优财政支出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公共产品宏观经济均衡公共财政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96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快速攀升，提高了大约一倍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81663.34亿元，同比增长29.5%，继2010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后，2011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财政收入增长为何如此之快？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究竟多少合理?财政支出到底应花在什么地方？这些都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媒体称中国宏观税负呈上升趋势仍在合理区间”，《人民日报》，2011年11月7日。。

　　追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路，就是以投资、消费、出口为三驾马车，而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凯恩斯学派，主张将政府投资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均衡公式的困难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均衡理论，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情况下，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公式为：

　　AD=C+I+G

　　AS=C+S+T

　　其中：AD为总需求，AS为总供给，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S为储蓄，T为税收。

　　在AD=Y=AS时达到经济均衡（Y为国民收入），可进一步推导出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这样，完全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此引入了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

　　这个均衡等式非常简洁有效，在罗斯福新政及其后的西方各国解决市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挥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幅度显著变小。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恶化，凯恩斯理论遇到了滞涨的困难。

　　究其理论原因，主要在于上述公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只有简单的总量加总，没有考虑各部门的结构比例；二是把政府看成一个独立的消费部门，有自己的收入（T）和支出（G），而政府本质上是和企业类似的生产部门，是公共产品（包括制度和公共服务，以下同）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真正的需求方是居民和企业。

　　因此,这个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公式无法解决税收、政府支出与总产出和国民收入的比重问题，最终导致政府支出不断膨胀，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进而不断增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政府支出过大又挤占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成为滞涨的根本原因。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均衡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时，将社会的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负责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负责消费资料的生产。每个部类的创造的价值包括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即：

　　I部类总产出（生产资料）=Ic+Iv+Im

　　II部类总产出（消费资料）=IIc+IIv+IIm

　　在简单再生产时，I部类总产出要满足社会总生产对不变资本的总需求，即I部类总产出=Ic+IIc；II部类总产出也要满足社会的总消费需求，即II部类总产出=Iv+Im+IIv+IIm。这样均衡的条件就是：IIc=Iv+Im。当Iv+Im>IIc时，就是扩大再生产的情况。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在一定增长率时，不同部类的产出应符合怎样的比例。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写出政府这个部门，但却给出了科学的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在总量分析时如何考虑结构的因素，那就是如果将企业和政府作为生产部门，居民作为消费部门，分别分析生产部门的产出与需求和消费部门的收入与支出，就能分析出政府、企业、居民的供需结构。

　　四、公共产品与宏观经济均衡理论的创新

　　我们采用结构化的思维方法对西方宏观经济均衡公式进行改造。首先对政府、企业、居民的经济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其中企业是商品的生产者，政府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宏观经济总公式就包括商品、货币和公共产品这三个均衡对象的供需关系，总公式变为：

　　AD=CD+I+T财政收入包括税收和其他政府收费。

　　其中CD为消费需求，I为投资需求，T为公共产品需求（财政收入）；

　　AS=CS+S+G

　　其中CS为消费供给，S为投资供给，G为公共产品供给（政府支出）。

　　宏观经济均衡条件仍为：AD=Y=AS，其中Y为国民总收入。

　　如果将T/Y视为公共产品的价格，即可建立公共产品的供求均衡模型。

　　1.公共产品的供给曲线。

　　瓦格纳发现瓦格纳法则。，不同的总收入水平下政府的公共服务的产出是不同的，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会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指出，在工业化初期，由于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建设，政府需要进行大量的投入，这样财政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会逐步增大；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基础建设的比重会逐步降低；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随着总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政府又会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供给，因此政府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会高于工业化时期的水平。

　　因此，政府支出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同总收入水平的关系，将呈现非对称的倒U型。而政府支出就是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经济衡量，政府支出曲线就是公共产品的供给曲线（图1中的SG）。

　　2.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

　　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曲线，容易证明就是拉弗曲线。如图1，首先进行不影响原则简化和现实近似，政府收入≈税收（T）=总收入（Y）×税率（T/Y），税率T/Y就是强制制度的价格，当T/Y提高时，税收开始增加，如果税率进一步提高，造成企业税负过大，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从而造成Y下降，则T反而会减少，这个曲线就是强制制度的需求曲线（见图1中的DG），亦即拉弗曲线。

　　拉弗曲线是税收与税率的关系，随着税率的升高，税收将增加，税率进一步升高，将使企业成本恶化而导致企业倒闭以及损害产业行业的健康发展，并挫伤劳动的积极性，造成产出下降，税收转而减少。

　　税收可以近似为财政收入，用T/Y表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国民总收入Y与T/Y的关系也具有拉弗曲线的特点，而财政收入就是国民对公共产品的支出，亦即公共产品的需求。

　　3.公共产品的均衡分析。

　　不同的国民收入水平下，DG有不同的位置，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DG就不断向右侧移动。因此在给定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民收入水平下，我们就得到公共产品的均衡点e，找到最优的政府收入比例。在均衡点e时，政府收支平衡，并对经济增长产生最佳作用。

　　五、结论以及公共产品进一步的探讨

　　根据以上对政府收入与供给产出的均衡分析，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是否最优，不仅要看这个比例的大小，还要看与经济发展阶段（可由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标记）对应的均衡比例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财政收入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这些公共服务和制度供给是否在满足社会需求方面达到了均衡。

　　事实上，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与结构是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核心因素，受政府职能定位决定。在此提出政府职能的五大方向：

　　（1）安全的职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应该保障公民、组织人身与财产的基本安全与秩序。这点根据软性制度的道德正义制订宪法和刑法、民法等相应的法律规定以及国防等国家安全保障制度，依靠警察和军队执行。

　　（2）合法权利界定的职能：根据软性制度正义观与价值观，设定产权等合法权利，防止发生损害他人合法权利的竞争行为，提高不公平竞争的违法成本，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抑制负外部性行为的发生。包括食品安全等行业监管也属此类。

　　（3）维持竞争力量平衡的职能：反垄断，降低维权成本，保障供求双方的力量平衡，确保竞争的有效性。例如货币政策制定应以维持货币供求力量的均衡为目标，而不是简单直接的增加或减少货币供给，货币的供给决策权应交给市场。

　　（4）公共服务补充供给的职能：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医疗健康、非盈利行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保证人性的关怀，是财政政策制定的总体目标。

　　（5）临时职能：如遇较大危机，采取临时财政手段发挥乘数效应，但应有实施门槛和及时退出规定，切不可将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行为常态化，否则会挤压私人投资，形成经济结构的畸形，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摘自《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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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现代100多年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中国经济学人薪火相传，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待成大愿。2011年初以来，来自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重阳投资等机构的十余位人士，满怀当代经济学人的强烈责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经济学界诸多前辈和同行鼓励下，面对改革开放新阶段“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交织而成的现实挑战，组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会同陆续加入的数十位特邀研究人员，力求在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研究小组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成功实践需要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未来“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高度重视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更多注重供给端、基于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框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可以适应于、服务于这种现实需要，支持“中国梦”愿景的实现，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